最近，另一種對文學的興趣把持住了我，雖然它涉及的是文學的那種聖經親緣關係，我在《賜人以死》這本書中有所展開。文學作為現代建制乃是一種非宗教的、世俗化了的制度，也就是說是一種擺脫了神學與教會的建制。但事實上，它保存了一些它想要掙脫的東西。在西方還是有一種文學神聖化的過程。文本是不能碰的。一個文學文本一旦寫成，就成了宗教膜拜的對象，有時還被偶像化。人們無權去碰它。而翻譯，從其近代意義上講，正好應當是嚴格的(翻譯也有它自身的歷史：翻譯、嚴格的翻譯觀念是一種近代的觀念)，因為它牽涉的是對文學作品絕對神聖化的尊重。所以，我相信文學保存了與宗教的某種親緣關係，即便它否定這一點，而從某種角度上說，一直存在著某種寬恕的場面：可以說作家因掙脫了宗教而向之請求寬恕。他與宗教之間存在著某種欠債關係。我也嘗試從這個角度去關注文學，比如在《賜人以死》中。

由於這些原因，文學問題在我看來對解構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且不去說它如今被政治所牽涉。大家知道如今的作家--思想家與作家們常常是威權政體或極權政體的首要打擊對象。正是因為他們的自由言論，他們經常遭到迫害、監禁甚至殺害。阿爾及利亞和其他一些地方可以作為例子。正因此1994年我們與一些友人共同建立了國際作家議會，以援助那些因為公開發表言論而遭到政府或非政府的民族力量迫害的作家、教授或記者。我們的目的是建立避難城去接待他們和幫助他們。我們認為文學，即寫作與說話的自由在全世界都是根本性的。因此，這也是嚴肅對待文學、對待文學事業的一個理由。

問：既然這裏問題涉及的是在漢語中介紹您的著作，我想以翻譯的困難來結束我們的對話。一切顯示的似乎是您在您的工作中不斷表明了翻譯的永恆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而且那種不可能性給人的印象不僅是一種必須克服的局限或缺陷，在您的作品中它還可能是一種有意識的策略之產物(可以舉的例子很多)。您能否就這個問題談談?

答：您絕對有理由向我提出翻譯這個問題，一方面因為這個漢語翻譯對我來說應當代表著向一種非常重要的翻譯的敞開，而且還因為從一開始，翻譯對我來說，對一般的解構來說就不是各種問題中的一個：它就是問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