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4月2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

秦晖教授认为，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这样，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秦晖教授提醒听众，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了部分演讲内容，该文本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个别表达依据上下文略加调整。…

這兩年，在整個世界上，從美國到歐洲，似乎都在呈現出一種民粹主義復興的趨勢。

對此，對民粹主義有一些清晰或模糊印象的人，大多內心裏都有一種疑問：這是怎麽回事？我們知道，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義是個貶義詞啊，世界上究竟出了什麽事情，使得人們不得不把這一帶有貶義的解決方案又重新找了回來？這是一種無奈嗎？

大家知道，民粹主義源遠流長，大體說，它對應的是精英主義。民粹主義重返舞臺，肯定是精英主義出了問題。

出了什麽問題？從這一波民粹主義廣泛抨擊的建制派一詞中，就可以找到大體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20世紀末的1992年，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並不僅意味著這場戰爭的結束，或者戰後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的終結，標志著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止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簡單地說，西方自由民主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後的政體形式，不管哪一個社會最終都會走向這一政體形式。

之前，生活在18至19世紀的黑格爾也提出過“歷史終結論”，認為近代基於民族之上的國家形式（即民族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可以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後的國家形式。跟隨黑格爾，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必將替代資本主義，成為人類的最後社會形式。如同黑格爾和馬克思，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並未如其所願。…

一、引言

民粹主義，眾說紛紜，且褒貶不一。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可以給民粹主義下一個簡要的定義：民粹主義，就是體制邊緣的大規模群眾為自身利益，尋求跨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彼此結合，而形成的特定社會情緒、思潮和運動。90年代以來，在中國，民粹主義，既是一個激辯的社會話題，也是一種漫延的社會情緒。作為社會情緒，特別是在一般采用匿名寫作的互聯網上，每逢突發事件，民粹主義情緒，常以灼人的溫度，而引人矚目。近年來，這種社會情緒正在向社會思潮、進而向社會運動的方向延伸，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本文將簡要說明民粹主義的含義、根源及前景，並對其做出辯證綜合的評價。…

行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 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 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 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 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求知：你剛剛出版一本《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主要是講理性思維與口頭及書面表達。講理與“說理”是一種什麽關系？…

——《長江日報》“求知”欄目的訪談



【記者楊於澤】記者國內曾有人撰文呼籲“全社會必須恢覆講理的風氣”，獲得廣泛共鳴。之所以有共鳴，是因為人們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有理說不通”的現狀有切膚之痛。有理說不通，是因為一些人、一些機構“不講理”，這主要表現為：有人動輒抖狠，甚至口未動而拳頭先動；有人凡事喜歡“選邊站”，黨同伐異；有人自以為真理在握，不屑於公開的辯論。最有害的是，有人迷信權力，蔑視“草民”。(這是就徐賁新著《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的專訪)。





改變不講理的環境狀態更重要…

《華夏時報》：據您的觀察，中國現在的公共生活是一種什麽狀態？與您說的“好的公共生活”有哪些距離？

徐賁： 當前公共生活整體性存在著許多明顯的缺陷，如憲政法治無法落實、公民權利難以保障，公共輿論言路不暢、濫用權力得不到遏制、社會生活缺乏真實和誠實、道德腐敗和犬儒主義彌漫、經濟發展破壞環境，竭澤而漁、公共話語粗暴強梁，缺乏理性、學校教育缺乏人文價值，如果我們承認這些缺陷，那麽，我們會說，中國的公共生活離開“好”的程度，還有相當的距離。我書裏的文章，無論是直接議論還是用對比來暗示，都是為了提醒這個距離才寫的。

《華夏時報》：我們如何到達一種“好的公共生活”？

徐賁：…

關於《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訪談

《華夏時報》(任孟山)： 書名定為《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您的內心中存在著“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是什麽？



徐賁： 是的，就像我在書的簡介中說的，“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來保障群體共同的幸福，它的倫理導向是鼓勵美德，它的價值內涵是維護尊嚴，它的理智狀態是推崇真實，它的智慧傳統是接受教訓。”可以說，美德、尊嚴、真實是好的公共生活的三要素。…

讀到一篇《人人叫好的外國大學小班討論課，中國大學做起來為何阻力重重 》的文章，作者討論國內大學通識教育小班教學時提到，“過往在教學過程中更註重‘教’的內容與教的技巧”，而以小班討論則是為了“調動學生‘學’的熱情和主動性，……要讓教學變成一個學生主動求索的過程”。

目前中國大學采用的基本上是教授先大班講授，然後助教帶領小班討論的模式。這在美國是大學經常采用的一種專業課程教授方式。美國人文教育課程與專業大課不同，更多采用的是由教授直接擔任的小班教學。

通識教育的“大班授課，小班討論”模式雖然增加了小班討論的部分，但仍然是由教師傳授專門知識，接受知識傳授的學生並沒有機會與教授直接互動。主導他們討論的是助教，助教在教與學關系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十分曖昧的。…

第二部分的文章是我對人文教育重要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列奧·施特勞斯的一些思考，集中在他對人文教育的理解、他的精英人文理念與美國民主教育現實的差距、他與美國自由民主理念若即若離的關系。在中國，對施特勞斯的介紹很少有專門討論他人文教育理念的，幾乎全都集中在他對現代性的危機感和對自由主義、自由民主的反感。這是一種國內“新左派”的政治解讀，與這個世紀初曾經紅過一陣的“施米特熱”一樣，是少數知識分子為表現政治轉身新姿態的“學說挪用”。我在這一部分裏介紹了兩部論施特勞斯的專著，作者分別是美國和加拿大學者，他們的解讀比“新左派”的解讀應該說是更為客觀、全面和周全的。…

不久前，共識網上刊載了一篇題為《大學之外：通識教育為什麽重要？》的譯文，原文作者是美國馬裏蘭州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院長克裏斯托弗·內爾森（Christopher B. Nelson），評論的是威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校長邁克爾·羅斯（Michael S. Roth）的同名新書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耶魯大學出版社，2014）。譯者把“liberal education”譯成“通識教育”，這是值得商榷的。

國內教育和知識界人士常有將“通識教育”誤以為就是“人文教育”的，這可能是因為談論“通識教育”的人士自己並沒有從事人文教育的實際經驗，只是在理論層面上隨意發揮。其實，在美國大學的實際課程設置和教學目標中，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通識教育(general…

徐賁：對地溝油、牛奶品質、拖欠農民工工錢、隨意拆遷、大吃大喝這樣現象進行批評，可以從不同角度，在不同層面上進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有人直接批評和譴責壞事，這是一種批評。有人進一步剖析這些壞事，揭示它們的深層危害，這又是另一種批評。一般人，包括普通報紙記者和民眾，都能做第一種批評，它涉及一個社會普遍的正義感和良心意識。一個社會裏的公民教育越好，普遍正義感就越強；公民們越是善於自我治理，也就越是能及時對壞事進行批評。但是，有的問題是需要從深層性質去揭示的，這就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把道理說得更透徹一些，幫助一般民眾對類似的問題有所聯想，有所重視。…

在不同國家裏，啟蒙的自由任務並無大的不同。啟蒙的對象要認同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普遍價值，不要因為觀念偏執、思想懶惰、愚昧習慣而對啟蒙有抵制的情緒。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

采寫：鳳凰網主筆…

人們經常有一個誤解，以為對什麽事情有一個想法或信念，只要說出來，就是說理，因為“理”已經在他的話裏了，或者他說的話就是“理”。這是不對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結論，人們可以憑印象、偏見、習慣對許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結論，既沒有考慮到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沒有想過要如何才能說服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如果僅僅說出一個看法或下一個結論，而不為此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麽，看法或結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說法，說法不等於說理，關鍵之一便是有沒有理由。…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19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19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 [xiii]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共產黨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裏甚至成為一種…

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圖）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斯大林乾杯”。

 “為什麽要為斯大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侯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斯大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



“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 佩爾則（ Arvīds Pelš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在布肯瓦德集中營,埃利的父親得了惡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極度疲倦的埃利睡著了,自然的忘卻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一覺醒來,記起自己還有一個父親。父親死了,沒有人為紀念他而禱告,也沒有人為他點燃蠟燭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淚,“我甚至流不出眼淚。在我的生命的深處,在我那已經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裏,我也許還能搜尋到一點什麽--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二、遺忘和死亡

維瑟爾的《夜》被不同的讀者稱作為個人回憶、自傳敘述、虛構性自傳、非虛構小說，或人性記錄。但從根本上說,它是維瑟爾自己所說的那種“見證”。這是一部由15歲少年埃利對集中營個人體驗所作的簡要敘述。作者用一種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觀察把讀者帶入一個怪誕的災難世界,讓讀者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面前,不能不經愕地睜開眼睛。埃利是一個見證者,他平鋪直敘地講述故事,不作解釋,象是一個目擊報道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