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對於縣城乃至農村人來說，行，主要就是徒步，俗稱“起旱”。幹部下鄉，徒步;學生上學，徒步;走親訪友，徒步;遷徙搬家，更是徒步。那時候的人 特別能走路，一天走上六七十裏不在話下。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幾輛木廂汽車，兩邊很小的窗子，後面開門;有點象囚車，也有點象郵車，還有點象裝豬的車。 只開往蕪湖、繁昌、南陵，班次也不正常。後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比較象樣了，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到合肥是二元四角。 1958年之前，青弋江上沒有橋，汽車出城要過輪渡。有一艘鐵質擺渡船，方形，俗稱“鐵烏龜”。汽車開到渡船上，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 樣，慢慢地到了對岸。公路為砂石鋪成，路況極差，坑坑窪窪;發大水的日子，不能通行。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經常出事故。跑合肥則更 難。過長江須輪渡。此輪渡進步一些了，機動，也大得多，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屆時，旅客必須下車，隨車站立於輪渡上。輪渡很慢，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 蟲，隨波逐流。因此，兩岸等待輪渡的車輛總是排起長長的隊伍，望不到盡頭。過了輪渡，必在附近小飯館吃午飯，是運輸公司指定的。飯菜很差，且貴，裹腹而 已。全是砂石路，萬般難行。汽車象個老年病人，“哼哧哼哧”地“哼”到合肥，常常是夕陽西下，夜幕將臨。

要去上海，必須先坐汽車到繁昌一個什麽火車站，那裏每天有一班開往上海的火車。

涇縣崇山峻嶺，公路裏程甚少，緣於修築之艱難。交通問題一直是困擾人們的難題。王樂平在涇縣任領導多年，是個想幹事的人，為涇縣的公路建設動了不少點子，出了不少力。蘇紅公社的桃嶺公路就是在他的規劃與領導下建成的。這地方窮鄉僻壤，山高路險，盤山繞道，實非易事。

縣城無公交，更無出租車。只有幫人運送行李物品的挑夫，和拉板車的工人。及至三輪車、“達雅機”出現，已經是後來的事情。

還有“雞公車”——鄉間常用的一種獨輪車，既是運輸工具，也可用作交通公具。小時候在榔橋，經常看見從縣城來的車隊，一行十個八個，“吱吱呀 呀”，覺得很壯觀。車子系質地緊密的木料制作，大大小小的榫頭結構而成。一實心木輪，上面鋃裹著鐵片;用長了，鐵片磨得雪亮。最前端還有一個很小的輪子， 謂之“雞公嘴”，是過溝過坎時臨時作過渡支撐用;也可以穿起繩索由人在前方拉動，上坡時幫助前行。推車人在後面把握兩邊的車柄把手，同時掌握平衡，用腰上 的力推動車子。很講究技巧。中間有隆起的木結構“隔斷”，將車分為兩半，是承載重物的地方。可以將要運輸的東西，如幾袋稻谷，數根木料，磚瓦石灰，柴禾家 具，捆綁牢定。也可以載人。人坐在上面，斜斜地依靠在“隔斷”上(一般須墊上被子)。腳力不濟的老人小孩，走親戚的小媳婦，常坐這種“雞公車”。我多次見 過，覺得很有風味。也有人說，這就是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恐怕是穿鑿附會。

自行車是頗受人們歡迎的代步工具。一般單位都要努力弄一輛乃至幾輛自行車，或購買(要票證)，或上級發放，或通過別的途徑弄來舊車。早先文教局 有二輛自行車，都是上海永久牌。其中一輛公用，誰下鄉、誰有公事，誰用。晚飯後總有人將車推出來，在門口空地上騎玩。我就是那時候學會的。因為這輛車用的 人多，壞得也快。還有一輛車歸郝局長專用。那時候沒有轎車，領導專用一輛自行車，大家覺得正常。郝局長上班下班，乃至下鄉(譬如去潘村中學)，都騎自行 車。他車技很好，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龍頭上車下車，還能作短暫停車，還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騎行，過小溝小坎時居然不下車——先將前輪拎一把，再將後輪拎一把， 就過去了。叫人看得發呆。我就差多了。在潘村中學時，有一次騎公家車子往縣城，行至山口鋪一段下坡，我得意忘形了，不慎摔倒，膝蓋處摔成一大創口，鮮血直 淌。趕緊到縣醫院包紮醫治。那時候縣醫院在“天主教堂”，也就是後來的“人武部”。

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是萬眾矚目的名牌。還有“鳳凰”、“飛鴿”，都很好。一部自行車的價格大約150元人民幣。那時候工資低，一般僅夠維持一家人 吃飯;甚至寅吃卯糧，月月虧空，要多長日子才能攢夠這麽多錢?而且要票證。自行車票不是長年發，而是偶爾一次，數百人中難得一張。於是托關系走後門則不言 而喻。

出門辦事，到外地出差，住宿問題常令人困擾。那年月控制人們出行，旅社甚少;且都是國營集體，官商作風十分嚴重，大都不作為或不想作為，諸多不 便常令住宿人尷尬不已。無論去哪個城市，無論多晚到達，必須去“住宿接待站”排隊登記，然後持單到指定的旅社住宿。一個城市，多半在東南西北各處設立幾個 “接待站”，不常出門者難以找到。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如果信息訛錯，指定的旅社住滿了，沒有空位，還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我就遭遇過這種折騰。旅 社多為統鋪，十幾個人一大間。即便二人間三人間，乃至單人間，房門都是不能從裏面拴扣的，旅社職工可以不經旅客許可隨意打開。房門上有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玻 璃窗口，可以直接窺視房內。那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以防旅客在裏面搞“反革命活動”。

經常住不上旅社，而不得不住澡堂。住澡堂也得由“接待站”分配，得等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才能入住。這時候洗浴的人走光了，澡堂職工略事整理，搬出 又臟又潮的棉被，一個鋪位上放一床(下面有一塊厚墊)，就是今晚的睡具了。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也是住的澡堂。回家不幾天，一家人其癢無比。小兒子尚不會 說話，身上抓得指痕累累，夜不能寐。我們感覺不對勁，第二天認真翻查，發現染上了虱子。於是全家徹底翻騰，從床單、蓋被、蚊帳，到內外衣物，全部用 “666粉”浸泡，開水煮，太陽曬……經數日折騰，才將虱子滅絕。留下深刻記憶。

我們也特別忙碌。忙於政治運動，忙於“義務勞動”;忙於“鬥私批修”，忙於 “興無滅資”，忙於整肅別人或遭別人整肅;忙於“棄小家顧大家”，忙於“支援世界革命”，忙於“解放全人類”……我們被權力者以“革命”的名義“綁架” 了，以至無力顧及家庭，無力顧及家人的健康與安全，無力盡到自己應盡的家庭責任。一年夏天，農村“雙搶”季節，機關學校、商店廠礦的幹 部職工，乃至街道居民，都得無償地去生產隊邦助割稻。我們不敢怠慢，更不敢提出困難。一天，我與妻子天未亮即奔往田間。兒子才一歲多，讓他獨自睡在床上。 兒子醒來後發覺大人不在，大哭，赤腳跑到門口嘶叫。然而門鎖了，好心的鄰居也打不開，只得隔著窗口安慰他。直到十點多鐘，我們回家以後，兒子還在抽泣不 止。今日記起還覺得後怕：如果孩子出了事故，豈非終生悔恨?而當時卻不，以為割稻比孩子安全重要，以為我等之徒就該積極參加，不得討價還價。只能寄希望於 僥幸。好在孩子只是受了委曲，沒有釀成苦果。

有的人家則遺恨終生。鄰裏一戶人家，夫妻倆都上班去了，幼小的兒子睡於床上未醒。大人遂以被褥枕頭擋住床沿。以為這樣可以安全。誰知小孩翻落到 水泥地上，撞擊腦袋，三日後夭折。還有一戶，丈夫在縣委機關工作，妻子是教師。都要上班，都很忙。遂將幼小的兒子以布帶綁在椅子上，囑其自己玩。妻子以為 上完一堂課即回，不會有大礙。誰知兒子連椅帶人摔倒，也是撞傷頭，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人性常常是脆弱的。既然謊言重覆一千遍可能成為“真理”，本來的人性也就漸漸被扭曲了。乃至於那樣的麻木不仁，那樣的漠視生命，以為一切都是那樣的天經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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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計劃經濟年代的票證

“票證”這兩個字，現在人們的理解：“票”——應該是鈔票、郵票、電影票、門票等等;“證”——應該是身份證、選民證、工作證、學生證等等。總 之，在現在的人們看來：“票”是代表價值的;“證”是證明身份的。現在只要有鈔票，就可以買各種貨。只要是公民，就理所當然的有各種“證”，來證明你的身 份。然而，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各種“票證”的概念與現在是不完全一樣的。那時的各種“票證”，對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 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那時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票”和“證”。“票”就有：糧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豆腐票、肉票、肥皂票、糖票等等。以上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 月(年)發放的，而且是定點供應的。還有一些緊俏物資的票，既不定量也不定時，如手表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還有逢年過節，根據物資的多少，臨時發一 些酒票、香煙票、香菇票、木耳票、粉絲票等。以上這些票多數是發給有城鎮戶口吃商品糧的居民的，農民能發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如布票、棉花票、肥皂票 等。

“證”主要的是購糧證和購貨證。購糧證是和糧票同時使用的，去糧站買糧食缺一不可。購貨證主要是買鹽(鹽也是定量的，每人每月1市斤)。購貨證 還可以購買臨時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購貨以後，要進行登記，以免重購。購貨證也發給農民，讓他們買鹽和其他由供銷合作社憑計劃供應的少量的食品和工業 品。

民以食為天，吃飯是人們的第一件大事。因此，糧票是最重要的票。糧票按年齡和工種進行定量。當時的糧食定量分得很細，比如：縣機關幹部、教師、 醫師每人每月27斤，區鄉幹部33斤，居民24斤，大學生33斤，中學生22斤到24斤，兒童15斤。工人按工種：特殊工種45斤，重體力勞動工37斤， 一般體力勞動工30到33斤，輕體力勞動工27斤等等。在每人的定量裏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用熟食票可以買大餅、油條、包子和餅幹等副食品，可以到飲食店 買面條和米飯，也可在省內流動使用，因此當時的熟食票是很寶貴的。

如果出差到外地，要用定額的固定糧票，到糧管所去換省內流動糧票和全國流動糧票。出差和下鄉每人每天有半斤糧票補貼，到農村付給搭夥的農家每天1.25斤糧票。出差到食堂去吃飯，都要用流動糧票，購買飯票才能用餐。

缺糧的農民使用農村返銷糧票和農村購糧證。還有飼料票，專門供應畜牧場和少數的養豬專業戶。對投售農副產品的農民，按不同的產品、數量進行糧食獎售，發給獎售糧票。

軍隊也使用“軍用價購糧票”。部隊憑此糧票，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糧站去購糧，而且不用給鈔票。由糧食部門憑此糧票向有關部門結賬。

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也是很重要的票。這些票都是按人頭發放的：油票每人每月0.25斤，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棉花票每人每年0.5斤， 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可以買1斤雞蛋)，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肥皂票每人每月1塊，糖票每人每月0.25斤。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 期，各種定量都進行了削減。比如：糧票每人每月減2斤，布票減到1尺7寸，肥皂票減到半塊。其他票供應的物資也不同程度的削減。總之人們都過著緊巴巴的日 子。

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是當時人們追求的高檔商品。由於物資極度的匱乏，因此，很少有票發，一個單位一年只能發到一二張票。發給誰?使當時的領導 很傷腦筋，於是要大家發揚風格，互相謙讓，或者照輪。有的單位實在分不下去，為了避免矛盾，就采取抓鬮的方法，誰抓到就歸誰去買。我1962年結婚時，愛 人的單位分給她一張縫紉機票，買了一台西湖牌縫紉機，在當時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業品，現在還完好無損，成了我家的傳家寶。遂昌中學的一位老師，當年憑票買 的一輛永久牌自行車，直到如今還在騎。

逢年過節的副食品票，是發給單位的，一般居民和農民是沒有的。雖然在單位裏工作的人都有，但數量少得可憐：一張香菇票、木耳票，只能買1兩。有 時還有糕點票，也就是一張2斤。還有酒票和煙票也是逢年過節發一點，“煙客”和“酒鬼”平時只好熬癮，或者抽旱煙和想辦法搞一點酒精兌水喝。

有一年中秋節發月餅票，一張票2個月餅，農民也有。於是縣食品廠連夜加班加點生產，爾後用汽車運到各區鄉的供銷社，再由農民憑購貨證購買。

由於當時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各種票證，票證也就成了命根子，所以也就非常寶貴了。當時人們工資都不高，基本上沒有多余的錢，但每家每戶都從牙縫裏 節省下來，節余一些熟食票和流動糧票，以備急需。比如家裏有了婚喪等喜事白事，可以派上用場。親戚朋友之間互相包紅包，除了錢還要包上幾斤糧票，這是最體 面的。在當時糧票可以賣錢，可以換雞蛋、換茶油、換布票等。所以糧票成了“有價證券”，雖然不合法，但有的人在暗地裏是這樣做的。

票證的故事還有很多，為了一張票，有時人們爭得臉紅耳赤;為了一張票，有的家庭夫妻不和;甚至有的人鋌而走險，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所有這些，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成為歷史。為了使自己和後人不忘記這段歷史，我整理了這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