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易上看到四川省綿陽市南山的一個寺廟——紅恩寺的一些照片*。這個小廟除了供奉著一般廟裏常見的菩薩外，還供著紅色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塑像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紅恩寺的楹聯是“打天下， 坐天下，人人都很擁護他；打江山，坐江山，全國人民都喜歡。”門楣上的橫批是：“真龍天子天下為公毛主席萬歲”。同“文革”中人人佩戴領袖頭像徽章，或者現在有的出租車上掛毛澤東像一樣，紅恩寺裏進行的是一種崇拜行為。這樣的崇拜行為是不是代表著什麽真正的政治信仰呢？

人們的崇拜行為與他們的信仰本來就沒有必然的聯系。崇拜行為多種多樣，包含的崇拜也有深有淺，有的誠心，有的不那麽誠心，有的根本就不誠心。逢場作戲的不說，就算是誠心的，崇拜也不見得就是有信仰。不僅在宗教信仰上如此，在所謂的政治信仰或信念上也是如此。以前，在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遺體的蘇聯人，未必都是列寧主義的信仰者；同樣，今天到湖南韶山敬拜毛澤東銅像，在他面前用卦木祈求預知禍福，或者到紀念堂瞻仰遺體的中國人，未必都對他的思想有多少了解，更不要說是以他為象征的中國“共產主義”了。

比起崇拜行為來，信仰是一件遠為困難的事情。它不僅需要對信仰的內容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知識），而且還需要有某種必要的心靈開啟（感悟）。信仰對於每一個人都是可能的，但並不必然發生。信仰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有一種特殊的認知能力——神聖感。這種神聖感可以有神學的理解，但也可以從哲學認識論找到合理的解釋，這二者可以是相通的。

基督教神學對人的神聖感有最清楚系統的闡述，它認為，人除了感知、記憶和推理之外，還有一個認知官能或機制，加爾文稱之為“神聖感應”。對於神聖感應，我們雖然不一定要像加爾文那樣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但仍然可以把它看成是內在於人類的。基督教哲學家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中這樣解釋人的神聖感應：在許多不同的環境中，人會在內心產生一種在心裏產生造物主的存在和他的至美、至真、至善和至高的感悟，甚至成為一種信念。這樣的經驗是許多人所共有的：“美麗無比的夜空、匉訇翻騰的海濤、莊嚴偉大的山脈，無時無刻不與我們的心產生共鳴。小花綻放著芬芳、白楊在風中起舞。‘宇宙中沒有一點’，加爾文說，‘是讓你不能看出上帝的榮美的。’”（邢滔滔《基督教哲學的一部新經典》）浪漫主義時期偉大的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在自然中感悟到的便是這樣一種難以言說的神聖感，雖然他並不是一位基督教詩人。

不僅如此，我們做錯事時不能釋懷的自責，在認罪和懺悔時發自內心的欣喜，都指向至善的神明。人落在險境時，會自然向大地和人類的主宰呼求，自然而然地指望上帝會聽他的呼求。還有，當人飽受冤屈，身歷苦難，面臨著極大的邪惡，或者準備自我了結生命的時侯，也會向神，向上蒼發出悲鳴和呼喊。中國人常說的“舉頭三尺有神明”，“人間私語，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都是這個意思。

信仰的對象，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在人的普通語言的直接表達能力之外的，因此借助的是象征的語言。對於基督教信徒來說，上帝存在的信念，不是人們選擇或決定讓它出現的，也不是人們從其他命題推論而來的，而是必然的。在神聖感應發生的時候，或是在觸發神聖感應的環境中，人們發現這信念已直接呈現於他們。跟人的感知信念、記憶信念和一些先天信念一樣，上帝存在的信念是一個基本的信念，是人與動物在“靈性”上有所區別的主要依據。中國人的“天”的信念最接近於這種神聖感應，人不能替“天”畫像或造像，把它變成一個偶像。人能感知“天”，而動物則不能；善良的人敬畏“天”，而邪惡的人則不敬畏，因此無法無天。

既然神聖感應能引發和堅定人對神的信念，為什麽還有無神論者呢？既然人能感知“天”，而還是有人無法無天呢？普蘭丁格回應了這個問題：雖然我們有神聖感應，但人類已經墮落了，深陷於罪惡之中。這個解釋並不聲稱“罪”是源於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的，它只是確定我們人類的確身處罪孽之中。人不信“天”，我們也不知道它的源頭為何，但我們知道確實是已經身處於“無天”的罪孽之中了。

*（http://news.163.com/photoview/00AP0001/25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