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了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口述史研究者所面臨的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機：是否要向聯邦檢察官交出他們手中的一些口述史材料。這件事其實在去年5月間就已經有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當時美國聯邦檢察官就曾要求波士頓學院交出兩名研究人員在北愛爾蘭收集到的口述史材料，看來這件事一直到今天尚未解決。

這些材料是在1990年代末，由兩位口述史采訪員在北愛爾蘭收集的。接受口述采訪的是1970年代北愛爾蘭武力沖突中的一些雙方人士，有愛爾蘭共和軍方面的，也有效忠英國的。當時，口述史采訪者向受訪者作出了保密的承諾。

可是，10多年後的今天，英國當局要求得到由兩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所作的口述陳述，為的是要用這些材料調查一些愛爾蘭共和軍人士於40多年前犯下的謀殺和綁架罪行，其中有一樁涉及9名愛爾蘭人因向英國當局提供情報而失蹤的案件。在英國當局的要求下，美國聯邦檢察官協助向波士頓學院強行索取口述史材料。

這兩名前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所提供的口述史材料中有涉及傑瑞·亞當斯（Gerry Adams）的內容，亞當斯是與愛爾蘭共和軍相配合的政治組織新芬黨領導人。口述史材料提到說，亞當斯當年指揮一個專門從事綁架和消滅證人的秘密行刑隊，亞當斯本人堅決否認與行刑隊有任何瓜葛，他甚至根本不承認自己曾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

波士頓學院的口述史事件引起了人們重新關注口述史的一些倫理問題，其中包括口述史采訪者能否為受訪者保守秘密和口述史對歷史罪行的證詞作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研究室主任克拉克（Mary Marshall Clark）就保密問題表示，“這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壞情況”。哥倫比亞大學要求口述史采訪者們必須對受訪者說明，口述材料在被法庭要求時，不再具有保密性，並要求他們接受這一采訪條件。

保密性使得口述史的證詞作用變得更為複雜。20世紀90年代以後，口述史的一個重要發展便是它的證詞作用，口述史有了新的用途，那就是為侵犯人權的罪行提供證據。早在這之前，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口述史工作者就已經開始把口述史用作為特殊的歷史憑證。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納粹和殖民主義對人民所進行的政治迫害和造成的人道災難作了口述記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對納粹時期猶太人大屠殺的幸存者所做的大量口述史工作。

1989年以後至1990年代，口述史進入了一個多產時期，口述史收集者們的主要工作是為那些在專制壓迫下被歷史禁聲的普通人找回他們的聲音。前蘇聯、東歐和拉丁美洲等一些其他專制政權相繼垮台，使得口述史有可能展開一系列為搶救普通人日常生活記憶而進行的記憶收集工作。這些工作有的是西方口述史家們進行或協助的，有的是那些國家中的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們自己進行的，這些都使得口述史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點。

與此同時，隨著南非白人種族隔離主義統治的瓦解，口述史還被用來幫助澄清過去事實、還原歷史真相和爭取民族和解，成為一種幫助社會重建的重要文化力量。在這之後，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發生的大屠殺也成為口述史關注的重點，口述史收集的大量材料包括殺戮、強奸等令人發指的戰爭和反人類罪行，也包括受害者和家屬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和心靈創傷。這些材料都為國際法庭的審判提供了第一手證據。

1990年代後的口述史發展使得人們對它的證詞作用有了新的認識。在發生普遍人道災難的國家裏，文字記錄的歷史證據要麽是被嚴重歪曲，要麽就是根本不存在，專制政權對普通人的肉體壓迫和心靈摧殘的記錄往往是一片空白。因此，口述史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細節對於了解和揭示歷史實情能提供極大的幫助。不僅如此，口述史更可以讓人看到，壓迫和殘暴的權力對普通國民的心靈塑造和人格定型起到了如何的扭曲和奴役作用。盡管波士頓學院事件給口述史帶來了一次法律和道德危機，但口述史一定還會繼續發揮歷史證詞的作用，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