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泄。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

“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 佩爾則（ Arvīds Pelš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

“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常態，至少是對外的一致口徑，1989年10月政治局罷免總書記昂立克，昂立克自己投的也是讚成票。 [vi]

“一致通過”和“完全一致”貫徹在黨的宣傳語言套話中，在這種套話中，不僅黨中央完全一致，全體黨（黨員）完全一致，而且連“黨領導下的人民”也是全體一致的。

但是，極權宣傳越是不遺余力，越是顯示“全體一致”並不是像說的那麽完美。對黨員，黨有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可以確保“完全一致”，但黨對普通民眾就遠不能那麽放心。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對黨組織的成員和追隨者作了區分，追隨者是那些有別於一般群眾的“覺悟群眾”。黨員或黨徒是忠於黨的事業，為之鬥爭甚至願意為之犧牲的人。追隨者是投納粹黨票的群眾。

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是在所有緊要關頭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說還有那些不投納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對納粹的。在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上，希特勒說，他展望有一天，每一個德國人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到那個時候，也只有最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才能成為黨員。這就像現在中國所有的人都是“共產主義者”（擁護共產黨），但只有最優秀的共產主義者才能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1933年3月戈培爾對無線電台從業者發表講話，提出了把德國人百分之百爭取到納粹這一邊的目標：“無線電台必須幫助我們鞏固和捍衛這一目標。無線電必須讓我們時代的精神充溢著人民心中，讓他們再也離不開這個精神”。 [vii]

極權展現和證明人民對它“全體一致”的擁護，不光要用宣傳所說的，還要用公共活動所做的。人民全體一致擁護納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動表演之一便是“選舉”。納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權前的國民議會（Reichstag）選舉中獲得了37%的選票。

在1933年3月雖有操縱，但還算相當自由的選舉中獲得了44%的選票。納粹取得了政權8個月後，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躍上至92%，可見納粹宣傳的力量，當然這是在納粹很得“民望”時的支持率。

但是，也有令納粹意外的不快時刻。1934年，興登堡總理去世後的全民公投，納粹得票率為88%，有的區得票率甚至不到70%。納粹的宣傳刊物《我們的意志和道路》評論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還有10%的德國人在觀望，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爭取到國社黨國家一邊”。 [viii] 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納粹的得票率都是99%。

東德曾經是最緊跟蘇聯的東歐極權國家，其宣傳同樣極端重視選舉投票所展示的“全體一致”，17次國民議會的選舉中，有16次都是超過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後一次選舉中，才稍微下降了一點，僅達到98.85%。 [ix]

幾個月之後，這個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產黨政權就垮台了。這麽高的“全體一致”，讓所有的觀察家對東德政權的突然崩潰都覺得不可思議。

很難相信，在納粹德國或東德，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曾經是一樣的想法，同樣都支持納粹或共產黨。但是，在當時，誰也無法確定是否真的還會有人與所有其他人不一樣想法。一望無際的“全體一致”讓每個人都無法確定，他所不能看到的異議是否確實存在。這種對自己的懷疑和孤單的無力感，足以讓絕大多數還心存懷疑和猶豫不決的人閉緊嘴巴，絕對不敢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告訴別人，並努力作出與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樣子。

二 層層疊疊的“組織”制造沈默的牢籠

為了確保群眾能夠全體一致地與黨發出同一個聲音，極權統治使用的是賄賂與恫嚇並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頗為成功的。賄賂是讓人們看到，順從權力有好處，恫嚇是讓他們知道，不順從權力就要遭殃。許多人就是在賄賂與恫嚇的驅使下去按黨的指示辦事，按黨的旨意選先進人物，投票表決等等，許多人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去要求入黨、入團或者至少“向組織靠攏”。

極權統治下的各種組織對控制群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極權統治必須把每個人從自然和傳統的群體中孤立出來，使他無法在與他人的自然關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來驗證自己的想法，這種人際關系包括朋友、同學、職業和公共團體等等。孤獨的人只能從黨的宣傳那裏得到信息並將之接受為當然真理。

孤獨的人被安置在各種政治性組織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組織都處在極權統治的全面、徹底控制之下。除了權力基礎的黨、軍隊、警察，還有許多看起來是“民間”和“非政黨”、“非政治”的組織，如工會、婦女會、青年會、兒童會、作家協會、殘疾人協會、居民會等等。對群眾的正確言論（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和正確行為（該不該開口說話）的教育，就是在這些組織裏進行的，“沈默”就是這兩種“正確”的集中體現。

納粹黨和德國共產黨（社會統一黨）都是成員眾多的龐大組織。希特勒的目標是讓10%的德國人成為納粹黨員，這個目標一直沒能達到。東德共產黨的組織力比納粹還要強。

到1988年為止，德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產黨黨員，黨員自己宣誓絕對服從黨的紀律，是最容易要求他們“全體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群眾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納粹時期，最大的組織是“德國勞工陣線”（DAF），90%的德國工人都是會員，這就和中國工人、教師等等幾乎每個人都會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一樣。

沖鋒隊（SA）、黨衛軍（SS），以及希特勒青年團、婦女會和其他附屬於黨的“群眾組織”讓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參加，甚至參加不止一個組織。

東德的情況也很類似，幾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參加“自由德國青年團”（FDJ），1989年“德蘇友好協會”有620萬成員，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另一個名叫“自由德國商貿聯盟”（FDGB）的群眾組織也有眾多的會員。而且每個人還不止是一個組織的成員。


1979年，東德的一個化工企業19000名雇員中97%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會員，84%已參加了“德蘇友好協會”，71%的青年雇員還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成員，24%是東德共產黨黨員。

許多人還是這些組織中的各級幹部，光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的成員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種頭銜。哪怕是在群眾組織中，各種頭銜，如小組長、某某委員、幹事，也給人一種“權力”的感覺。取得某種職位後，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視的機會，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寵的感覺。“先進”、“模範”這一類稱號也能起到類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僅讓當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讓其他人羨慕、學習，照他們的做法有樣學樣。 [x]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覆，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

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 [xi]


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麽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麽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

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殺麻雀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極權統治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組織感和組織行動，包括適應和積極參與那些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實效的集體活動，不只用於成人，而且用於兒童和青少年。事實上，只有那些從小在這種組織環境中培養教育起來的人，成年後才會更適應於完全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宣傳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宣傳，而前宣傳正是從幼年起就在學校教育中貫徹執行的。

學校的教科書都是按黨的要求編寫的，老師也是這麽教的，孩子從小就學會什麽是該說的，他們在班上爭先進，當班幹部，依照的也都是這樣的標準。

1959年，東德學校給家長去信，要求他們支持子女參加少年先鋒隊組織：“你的孩子開始受教育，這是他人生的重要階段，接受系統的準備，預備為社會主義群體服務。孩子的群眾組織，台爾曼少先隊是對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幫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參加少先隊，那是對孩子成功發展的最大幫助”。 [xii]

學校把這樣的事告知家長，征求家長同意，家長當然不會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