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遺忘和死亡

維瑟爾的《夜》被不同的讀者稱作為個人回憶、自傳敘述、虛構性自傳、非虛構小說，或人性記錄。但從根本上說,它是維瑟爾自己所說的那種“見證”。這是一部由15歲少年埃利對集中營個人體驗所作的簡要敘述。作者用一種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觀察把讀者帶入一個怪誕的災難世界,讓讀者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面前,不能不經愕地睜開眼睛。埃利是一個見證者,他平鋪直敘地講述故事,不作解釋,象是一個目擊報道員。

但是,《夜》的敘述者卻並不僅僅是目擊見證。盡管他並不對大屠殺事件本身作出評說,但我們卻可以聽到他自己的那種“作見證”的聲音,這個聲音告訴讀者的不只是在他的周遭發生了些什麽。維瑟爾自己說過,“《夜》裏面的那個孩子,他說孩子的故事,年齡太大了。”故事中的那個“我”幾乎一下子就從孩子變成了老人。他幾乎是在突然之間跌入一個無邊無際、沈默恐怖的茫茫黑夜。從熟悉的人間世界進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個惡夢旅程。在這個旅程中,“我”不僅見證了父親的肉體死亡,而且也見證了自己的靈魂死亡。

死亡和遺忘是聯系在一起的。在見證中,活人陳述發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這是一種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個人既然已經到了死亡世界,又怎麽還能活著回到人間，講述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執事莫舍就是這樣一個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猶太教堂當雜役,埃利家鄉錫蓋特的猶太人都很喜歡他。莫舍不是錫蓋特本地人,1942年，當匈亞利警察從錫蓋特驅逐“外國猶太人”的時候,莫舍被送上了專門運送牲畜的火車。

遺忘剛剛從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難者，成為受害者逃避現實的寫照。從1938年到1944年,匈亞利的統治者有的積極與納粹合作,有的則並不積極與納粹配合,匈亞利的猶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許多人都有不現實的偏安心態.“教堂執事莫舍”被驅逐出錫蓋特以後，日子一天天過去,錫蓋特的生活恢覆了正常和平靜, “這些遭受流放的猶太人很快就被人遺忘。在他們離開數天之後，有人說他們被送到加裏西，他們在那裏工作，甚至很滿意這樣的安排。”

但是，有一天，莫舍回來了，“他告訴我同伴和他的遭遇。載著流放者的火車越過匈牙利邊界，到達波蘭境內後，都由蓋世太保接管。火車停頓下來，猶太人下了車並改搭卡車，繼續往森林出發，然後被強令下車挖掘巨大的坑洞。挖完後，蓋世太保開始執行任務，不亢不急地射擊囚犯。每個囚犯都得走近坑洞，伸出脖子就戮，嬰兒則被拋到空中，成為掃射的標靶。”

莫舍向錫蓋特的猶太人重覆敘說親眼目睹的災難，但人們拒絕相信，不想聽。錫蓋特的猶太人都說，“他希望我們同情他的遭遇，”或者“可憐的家夥，他瘋了。”莫舍哭訴著：“猶太人，聽我說！這是我對你們所做的唯一請求，我不要錢也不要憐憫，我只要你們聽我說！”在黃昏和夜裏的祈禱課之間，他在教堂裏吶喊著。就連一向信任莫舍的埃利也不相信，“我常在晚課之後坐在他身邊，聽他說故事，試著了解他的悲傷。我不過同情他罷了。”過了一年多，1944年4月，莫舍的命運就降到了所有錫蓋特猶太人的頭上。

莫舍是一切講述難以令人相信的災難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見證者似乎註定要成為現代的卡桑德拉,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聽者的想象,威脅著聽者的心裏平靜,因此註定要受到聽者的懷疑,甚至憎恨。許多見證者都會因此陷入沈默。

莫舍講述的是他親身經歷過的苦難恐怖。一個人除非自己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無法從別人的語言敘述中獲得完整而真實的體驗,因為這樣的經歷現實超過了人的想象能力,它是“不可想象”的。奧茲維辛和古拉格都不過是這種經驗的象征性提示,邪惡壓迫下的每時每刻都有可能發生“不可想象”的暴行和殘忍。經歷了苦難的人,把所見所聞告訴他人,當作警示,只能通過語言的敘述,而這個時候的語言恰恰是最缺乏傳達能力的。

三、講述夜的故事

《夜》是一部作見證的作品。維瑟爾講述夜的故事，是在做莫舍一樣的事情。維瑟爾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記憶的重要，而且更是記憶的困難。見證敘述的關鍵是記憶。但是,在災難狀態下,人喪失了正常記憶的能力。不能正常記憶本身就折射著人們生存狀態的不正常。這種記憶的不正常體現為記憶的極端曖昧,它既不是“忘記”,也不是“記得”,而是一種二者皆非的狀態。

災難的一個征兆就是人記不住他該記住的事情。錫蓋特的猶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國猶太人”忘到了腦後。後來，德國納粹在錫蓋特圍建了兩個猶太人居住區。“小區”裏的猶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過了三天,“大區”裏的猶太人就已經把他們給忘了。隨後，“大區”裏的猶太人也被押解走了。在災難降臨到別人身上的時候,身處事外的人記不住本應該記住的事情,災難很快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到了他們自己的身上。

猶太人被象牲口一樣地押上了火車,擠作一堆,“車門被釘死了,斷了後路。”火車駛過黑夜,一個擠在人堆中的女人(Schachter太太)不斷地吼叫,“著火了!我看見火!”她瘋掉了。她的叫聲使車廂裏的人膽戰心驚。年青人開始打她,叫她住口。他們聽說奧茲維辛是一個工作營,條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們根本不想聽到火和焚屍爐這一類的事情。火車開進奧茲維辛的時候,車上人這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屍爐的火光。但是，這時候,他們已經把那個瘋女人給忘掉了。

苦難模糊人的意識,在極端的恐懼和暴力之下,人的整個身心都被求生意識所占據,當埃利和其他猶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從一個集中營向另一個集中營轉移的“死亡旅途”時,他和所有的其它猶太人一樣,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我們是自然的主人,是這世界的主人。我們已經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死亡、疲勞和自然需要。”埃利的同伴紮爾曼（Zalman）倒在地上,被後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開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終掙紮在“記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記不清楚”之間。

對他來說,無論如何神志麻木,在絕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記憶,那也成為受難者不至於徹底落 入人性泯滅深淵的唯一希望。在奧茲維辛,犯人們談論上帝和自己命運的時候,埃利意識到自己只是偶然才會想起失散了的母親和妹妹的命運。集中營的苦難讓他感覺麻木,但畢竟還有象這樣片刻的清醒。這時候,他記起的不僅是自己的母親和妹妹,還有自己對他們的忘卻和因此而感覺到的愧疚。埃利還始終記得拉比埃裏亞胡(Rabbi Eliahou)的兒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拋棄了自己的父親。因為記得這件事,埃利不斷地向上帝禱告(盡管這時候他已經不再相信上帝),懇請上帝給他力量,讓他不要做出拉比兒子拋棄父親的那種事情來。

埃利對父親的記憶交織著一種自然的忘卻和努力的記憶。在這裏，記憶幾乎成為一種對人的自然忘卻的抵抗。這是在人性災難成為生存處境時,人所能夠保留的最後一點點人性努力。埃利記得他父親在身體極度痛苦和虛弱時的微笑,“我會永遠記得(父親)的微笑。這微笑究竟是來自哪一個(別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