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國家裏，啟蒙的自由任務並無大的不同。啟蒙的對象要認同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普遍價值，不要因為觀念偏執、思想懶惰、愚昧習慣而對啟蒙有抵制的情緒。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

采寫：鳳凰網主筆 張弘公共生活不健全造成啟蒙困境鳳凰網：《什麽是啟蒙》開篇，康德就為啟蒙下了定義：“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在你看來，何謂啟蒙？徐賁：康德對啟蒙所做的是一個經典的定義，它的要義是，人要脫離自己加於自己的不成熟，這是自己解放自己，為自己爭取思想、心靈、精神的自由。所以他說，“公眾要啟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許他們自由，這還確實幾乎是無可避免的”。康德還說，啟蒙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卻聽到從四面八方都發出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神甫說：不許爭辯， 只許信仰。……到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我們要追求的自由，如果只是和他們要壓制的自由一樣，那我們就成了這場對抗之間的奴隸，我們追求自由的過程本身，就成了服苦役。但是，如果我們追求的自由，不在他們的權限內，而是在我們自己的心靈和頭腦裏，那麽，誰又能阻擋我們呢？因此，在我看來，康德式啟蒙的關鍵不是為我們增添一些關於這個或那個的具體知識，而是讓我們知道什麽是自由，並在這個基礎上知道為什麽要做一個自由人，怎樣才是一個自由的人。人文教育是一種特別與康德式啟蒙相一致的教育，它顧名思義就是一種“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人文教育的兩個部分——自由和理智——設定了它的基本任務：人文教育是人的自由和理智教育，其結果是智識，而非單純知識。按康德道德哲學的解釋，“自由”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個設定，“自由”並不是自然賦予人類本質的禮物，而是人類在自然和政治社會中的一項任務，而且還是理性的人能夠為自己設定的最為艱巨的任務。同樣，在人文教育中，“人”並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個設定，不是一個生物存在，而是一個優秀的理念的和一個很高的境界。人文教育也是人為自己設定的一項任務，一項需要目標明確、持之以恒的長遠任務。鳳凰網：回顧你多年的中文寫作經驗，中國式啟蒙的覆雜與難度主要在哪些地方？徐賁：主要是公共生活不健全造成的難度。在不同國家裏，啟蒙的自由任務並無大的不同。不同的主要是啟蒙的兩個條件，一個是對象的自由意願，另一個是啟蒙的社會活動和言論條件。第一個是個人自己的條件，啟蒙的對象要認同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普遍價值，不要因為觀念偏執、思想懶惰、愚昧習慣而對啟蒙有抵制的情緒。啟蒙只能喚醒自己願意醒來的人。第二個是來自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條件。啟蒙不只是在學校裏發生，而且是良好公共生活本身對人的一種教育過程和積極影響。啟蒙不只是與學校的教育體制有關，而且更是與公共社會的公民言論環境有關。啟蒙需要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利，需要公共信息的公開和透明，需要有傳媒來討論公共問題。一句話，啟蒙需要有憲政法治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啟蒙的那種自由不是某一個人在心裏偷偷藏著的意念、欲望或沖動，而必須是能在公共生活裏得到運用的自由。這也就是康德為什麽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私下運用自己的理性往往會被限制得很狹隘……（啟蒙是）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喬治•奧威爾小說《1984》中，溫斯頓與他周圍的絕大多數人不同，他的內心有自由的沖動，他寫日記，把日記偷偷藏在墻洞裏，他還保存著他的私人記憶，他的個人記憶，連同他夜裏做的那些個人的“夢”，是他對真理部現實和歷史的最後自由抵抗，但那是非常脆弱的，極容易被扭曲和摧毀。在書的最後一部分裏，領導人O’Brien 告訴被捕的溫斯頓，他犯下的罪行就是拒絕接受黨對歷史和他個人自由記憶的控制。經過洗腦改造的溫斯頓先是喪失了記憶中真實的東西，最後心甘情願地擯棄了最後的自由意願，與所有其他人一樣，成為徹底被腦控的新人。人沒有自由的意願便不可能有啟蒙。不管是哪裏的啟蒙，說到底，最大的困難恐怕都在於人並不天生愛自由。人們不是追求自由本身，而是追求自由帶給他們的功利好處。這也許就是康德如此強調自由之於啟蒙的原因。鳳凰網：你的寫作具有濃厚的啟蒙色彩，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以漁，可謂康德式啟蒙。比如《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這樣的著作，其實是告訴讀者辯論和說理的規則與技巧，以及相應的邏輯。在這種寫作方式的背後，你有著怎樣的思想意識？徐賁：啟蒙訴諸於說理和說服，訴諸於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並盡量提升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公共說理是一個關鍵。公共說理需要規則和技巧，還有相應的邏輯，這些我在《明亮的對話》裏都有介紹。但是，這只是說理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例如，自由民主的秩序和規範就要比誰是老大誰說了算、誰胳膊粗誰說了算的秩序和規範有利於說理，美國政治學家喬治•卡提卜（George Kateb）指出：民主培養了某種自我，雖然難以察覺而且並不完善，卻仍然效果顯著。民主培養的那種“自我”有公共說理的意願和能力，並要求用交談和對話來參與公共政治。在民主國家和公民社會裏，個人的說理對話權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種體現，也是行使公民責任的一種方式。平等對待他人，以理服人，誠信待人，說真話，不欺騙，這些都是現代文明普遍要求於人的一種自我約束。社會學家韋伯和其他文化學者在對早期現代文化現象和文明的研究中都曾指出，文明特別強調對人“自然狀態”的自我克制（self-control）和“規範”（discipline）。對人的粗魯、暴力、偏差和失範進行克制的要求，從資本主義、官僚制度、國家形式、監獄管理、學校、文學創作、藝術規範到餐桌禮儀、言談交際、儀態姿勢，幾乎無所不包。人際話語交往中的以理服人，不使用暴力，包括各種各樣的語言暴力，便是這樣一種自我約束的規範，它使人的社交話語得以脫離“自然狀態”。說理是一種文化和文明進步的成果，是一種需要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的能力和習慣。

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更具啟蒙意義

鳳凰網：你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八十年代的啟蒙，以及90年代至今的啟蒙？你自己的啟蒙，與此前的兩次啟蒙有著怎樣的淵源與差異？

徐賁：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德先生、賽先生的那個啟蒙，我覺得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更具啟蒙意義，也更為深刻。我自己做的是有意與學院學術，也就是“做學問”相區別的啟蒙，這是一種面向一般知識大眾的啟蒙，姑且稱之為非學術啟蒙吧。我承認，在現有的條件下，這並不是一種可以暢所欲言的啟蒙，這就讓我特別能理解清末民初思想啟蒙的艱辛。我所考慮的許多啟蒙議題與那個時代的啟蒙議題是非常相似的，連運用的策略和迂回手段都差不多。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一呼百諾，是用不著顧慮這些的。

就拿梁啟超來說吧，在啟蒙的“覺世”與學術的“傳世”之間，他選擇的是前者。他是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僅通過大眾媒體來把普通的，有教養的公眾作為自己的聽眾，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個積極營造媒體的人。正是通過他自己創辦的許多報刊，他成為他那個時代公共言論界的最積極和有創見的啟蒙者。梁啟超以言論起家，一生中所創辦並親自主持的報刊有十多種，運用的是一種他自己稱為“新文體”的報刊議論寫作方式。他找到一種適合大眾媒體的文體，他的寫作能適合一般受過教育的讀者大眾，但又不遷就他們。他在前面不遠處領他們往前走，這就是啟蒙。

梁啟超是一個非常懂得啟蒙策略，尤其是迂回策略的思想家。啟蒙是一種需要在特定環境限制下不斷調整方式和途徑的寫作技藝。例如，他非常善於在正面突擊受阻時從外圍問題入手，在核心問題周圍尋找契機和突破口。他絕不輕易放棄。面對專制政權，為了使啟蒙能順利推進，減少阻力，他不得不爭取當時士大夫階級的同情。他知道從基本人權上去說理，不容易為他們所接受，更難於打破他們那種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因此，他采用了迂回包抄的啟蒙策略。正如歷史學家張朋園所說，“在一連串的教育問題中，不難窺探任公的用心。兒童教育是啟蒙思想，婦女教育是重視人權。若其鼓吹能見諸實現，不數年之後，國人思想必然改變，新思想不斷移入，新的局面必然出現。”又例如，梁啟超一再強調的“群”就是借用“經世”理想來表述的。其實“群”，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國民”和“公眾”，與傳統經世思想的內容有重大的偏離。梁啟超認識到這一事實，因為正如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寫道：“經世”對他來說已是一個古老的理想，暗示它不足以成為他政治思想的大綱，不足以支撐他所需要的討論。這就像今天的啟蒙可以用和諧、幸福、中國夢來討論人權、公民權利、憲政法治、自由民主一樣。

鳳凰網：你曾說，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發表的抨擊腐敗、要求社會公正、反對幹部裙帶提拔，甚至批評地溝油、牛奶品質、拖欠農民工工錢、隨意拆遷、大吃大喝這樣的事情，在美國人看來，就是普通報紙記者和民眾來信的事情，不需要知識分子用專門的學問來說明的深刻道理。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沒有完善而發達的公民教育，你的《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就是專門針對這一問題的。但是，你自己是民主公民啟蒙和人文啟蒙雙管齊下，這是針對不同的群體，還是因為兩者都讓你感到必須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