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看到，即使是在當代社會，這種相對分離性仍然存在。在哈貝馬斯看來，一體化進程實質上是一種公共話語的交往過程，在這個交往過程中，“只有當意願形成過程（此過程最終導向決策，並以團體組織形式出現）對圍繞它的政治交往的自由的價值、觀點、貢獻和辯論是開放的，它才能實現共同尋求真理的目標”。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路線得勝和主流精英話語的失真，表明平民公共領域與精英公共領域的分離仍然存在，並且即使是在當代民主政體框架內，仍然有著深刻的矛盾與沖突。這一沖突的實質是底層民眾利益與精英集團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只要底層民眾利益受到損害，平民公共領域的波瀾總會掀起。

後真相時代：理性與非理性的相互交織

平民公共領域是民粹主義精神展現的平臺，這一平臺在現代互聯網的條件下得到提升。自媒體與各色各樣的互聯網共同體，展現了平民的各色各樣的價值與政治訴求。傳統或歷史上的平民公共領域，或許是在街頭巷尾，在公共集會上，而在互聯網時代，則是網上的信息交流與網下的組織行動的結合。而互聯網的動員組織力量又遠比傳統的街頭巷尾，在公共集會上演說更為廣泛。自從雅各賓黨人以來，平民公共領域就有著它本身的特性。民粹主義在平民公共領域里所展現的，並非是某一個人的活動，而是群眾性的運動。吳曉明教授認為民粹主義和“後真相”，都是“壞的主觀性”之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但這種形而上學表述難以指明這樣一種“壞的主觀性”是如何表現的。可以說，在平民公共領域所表現的民粹主義的“壞的主觀性”，恰恰不是個體的“壞的主觀性”，而是群體的“壞的主觀性”。

古斯塔夫·勒龐在法國大革命近100年之後，從大眾心理學的視域對法國大革命現象以及類似的群體行動現象進行研究。我們知道，攻占巴士底獄是第三等級發動的法國大革命暴動成功的標志，或稱之為法國大革命的開端。巴士底獄被稱為法國專制王權的象征，據說里面關押了幾百名政治犯。然而，當民眾攻占巴士底獄，卻沒有如願以償地找到政治犯，也沒有發現傳說中殘暴貪婪的看守者。發現里面除了監獄長之外，只關押了7名犯人，這7人中，4人是假證件販子，兩個精神病患者，還有一個性變態者。勒龐寫道：“監獄長的職責，就是以保姆的身份，照料這些病人。當暴亂者沖進來的時候，監獄長正在替一個精神病患者擦口水，他轉過身示意這些暴動者不要大聲喧嘩，以免刺激到病人讓他們發病。”然而，暴動民眾不僅沒有停止喧嘩，而且毆打監獄長。監獄長在受到毆打時，因控制不住身體，倒在了一位廚子的身上。於是有人提議將這個“試圖反抗”的監獄長吊死，或是砍下他的頭。最後有人建議讓那個廚子割斷監獄長的喉嚨。那個廚子之所以隨著暴動人群來到巴士底獄，只不過是為了來看熱鬧，而不是來殺人。然而，既然大家都這麽建議，他也就認為這也許是一種愛國行動，從而充當了殺手。法國大革命的宗旨是反專制、反王權，追求自由平等，攻占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而這個事件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僅殺死了一名監獄長，而在於革命黨人認為那是專制王權的象征。它所以成為專制王權的象征，是他們認為巴士底獄關押著幾百名政治犯，但真相只是在攻占後才知道。

莫斯科維奇說：“人類這種東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體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們被聚集在一起，並融為一個群體，他們就失去了各自的鑒別力……他們理解的唯一語言是那種繞過理性，直接向靈魂講述的語言，這種語言所描述的現實比實際的情況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在莫斯科維奇看來，人們在民粹主義的運動中，不僅失去了鑒別力，而且失去了理性。激發起民眾的是對舊制度怨恨的情感和對新社會向往的熱烈期盼的情感。因此，驅使他們行動的邏輯是這樣一種邏輯，即情感的邏輯，不斷被情感重新塑造的邏輯。“面對民眾之時，政治學的任務就是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因為他們總是受到兩個事物，即情感和信仰的支配。”平民公共領域在革命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狂熱，因此，“我們熟知的這種傳統觀念，其基礎就是政治學的理性本性，認為政治思想是與人類的知識，我們生活的社會攜手共進的。按照這種觀點，民眾現象就有點像不發達社會中總是存在的人類的不成熟現象”。

勒龐還描述了在法國大革命中一起更大規模的群體屠殺事件，即“九月慘案”。這是法國歷史上留下的記錄最兇殘的群體事件的紀錄。在這次慘案中，沒有人確切地知道究竟是誰下達了殺掉犯人的命令。“這個殺人群體殘酷地屠殺了3000人，而且它完全是個典型的異質群體。除了少數職業無賴之外，它的成員包括了一些小店主以及各行各業的手藝人。這些鞋匠、鎖匠、理發師、泥瓦匠、店員、郵差，在別人的慫恿下，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廚子一樣，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項愛國任務。他們吶喊著沖進一間間辦公室，把官員與貴族當場活捉。這些人承擔了法官和執行人的雙重角色，他們先是大義凜然地對貴族進行審判，隨即又將他們當場殺死，卻絲毫不認為這是犯罪。”當我們冷靜地看待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暴行，不得不問道，難道這些人都是罪犯嗎？

民粹主義的狂熱不僅在法國大革命中，也不斷地在隨後的歷史中重演，時而掀起歷史的滔天巨浪。“個人已經死亡，民眾萬歲。這是當代世界的觀察者發現的嚴酷事實。”20世紀是一個群眾運動的世紀。這種群眾運動的慣性可能還要在21世紀延續。民眾的崛起是現當代政治學的重大主題。民眾在運動中，並非需要多少理性的引導，激情甚至幻覺往往支配著群眾。“群體心理學認為，在一個文明的世界里，民眾使非理性得以繼續存在，這種非理性就像原始社會中諸神並存，眾人狂歡的混亂狀態。人們一度認為非理性正在消失，但是，隨著文明的進步，這種非理性的重要性不是變弱了，而是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有吸引力。非理性已經被科學和技術從經濟中分離出來。它現在集中在政治權勢的領域里，並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莫斯科維奇所認為的非理性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恰恰是平民公共領域里所反復出現的公眾的情感或情緒。我們認為，現代政治制度的設計恰恰體現的是人類成熟的政治理性。正如羅爾斯終生所奮斗的事業給當代人的啟示：有了能夠以正義理念或正義原則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是人類的永久福祉所在；並且，其政治運作的軌道是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