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有一個誤解，以為對什麽事情有一個想法或信念，只要說出來，就是說理，因為“理”已經在他的話裏了，或者他說的話就是“理”。這是不對的。看法或信念只是結論，人們可以憑印象、偏見、習慣對許多事情有看法和下結論，既沒有考慮到別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沒有想過要如何才能說服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他人。如果僅僅說出一個看法或下一個結論，而不為此提供充分、可靠的理由，那麽，看法或結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說法，說法不等於說理，關鍵之一便是有沒有理由。

網上有一個長微博《2014甲午決戰，讓網絡陣地紅旗飄揚！》，3600多字，居然全是結論和斷言，沒有理由。取一段為例，“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決戰，以網絡為戰場，拿鍵盤做武器，用思想去搏殺，不為攻城略地，只為捍衛信仰，維護愛國精神、民族大義和社會正氣。這是一場決定民族命運的正義之戰，自衛還擊，人人都是戰士，網絡義勇軍仍將擔負平凡而偉大的沖鋒使命。”從公共話語分類來說，只有結論沒有理由的主張只是“非說理”，而不是“說理”。非說理的話語也許有它自己的用途（宣傳、動員、蠱惑、命令、指示、攻擊、譴責、謾罵），但那些用途都不是說理。

“文革”中盛行言辭激烈、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或“詩朗誦”，運用的就是這種非說理話語，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標語體”寫作。例如，“東風吹戰鼓擂，現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歷史的規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標語體寫作是口號式思維的產物，二者相輔相成。

口號與標語開始的區別是，口號是口頭的，標語是書寫的，網絡語言都是用寫的，所以都是標語。標語的特征是精煉、簡潔，是一種在政治、商業、宗教或其他語境中使用的簡短有力的表述，在語言形式上類似於格言、警句、箴言、語錄。口號總是為某個目的不斷地重覆一種看法或說法。英語的slogan（“標語”或“口號”）一字就是從古代蓋爾語的“軍隊呼喊”演化而來。一直到今天，標語、口號所起的仍然主要是鼓動某種單一和統一行動的作用。

標語本來是短的，但標語體可以延展為“長標語”，這就像微博雖“微”，但可以擴展為“長微博”（其實是個矛盾說法）。然而，短也好，長也罷，標語之所以是標語，不在於其長短，而在於其只是斷言、鼓動、命令、指導，而不是對話性質的說理。標語只有結論，沒有理由，誰要是不同意一條標語，由於沒有辦法與它說“理”，所以只好以另一條針鋒相對的標語來與之抗衡。如果大家都以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結果只能是越說越說不到一起，越說越相互敵對和仇恨。

標語的目的是迅速給人造成深刻印象，它借助的往往是煽情、誇張、極端的修辭手段。這樣的修辭手段使得標語詞句簡潔有力、朗朗上口、易記易傳。然而，也正是由於這些特征，標語只能是一種膚淺、粗糙、程式、空洞的表述，是一種非常單一的主觀宣泄，而不是理性周詳的思考表達。標語經常被用作宣傳手段，這也使得宣傳帶有標語的話語缺陷。

標語本身是一種工具和手段，其語言形式無所謂好壞，決定標語是否合理、是否有利於社會、是否有益於公眾的是它的內容和目的。所以，口號如果有什麽正確的道理或合理的目的需要傳遞給公眾，那就需要告訴民眾道理為什麽正確，目的為什麽合理。“為什麽”就是理由，有了理由，標語體言說也就可以轉變為公共說理。

脫離說理或根本不說理的標語、口號對社會和政治文化是有害的。它籠統武斷，是一種一句話全部概括的“斷言”。只有在別人不追問或不能追問時，它才顯得理直氣壯、氣勢如虹、百般正確。然而，由於沒有提供理由，也沒有說明或解釋，卻未必經得住追問。例如，對“2014甲午決戰”這個長微博，人們可以問，所謂“決戰”，最後勝負的標準是什麽？勝負如何判斷？說敵情嚴重，證據又是什麽？是否充分？沒有充分證據，會不會是自己嚇自己或者根本就是危言聳聽？

口號式思維、標語體表述對社會理性造成嚴重破壞，我們過去有過很多的教訓，這應該使我們今天在運用公共語言時變得格外謹慎，也更多地訴諸公共說理。其實，學習將標語體的“斷言”（結論）轉變為公共對話性的“說理”，是辦得到的。在初等說理教學中，老師會讓學生試著在結論前加上“我認為”，隨後跟上一個用“因為”引導的理由或解釋說明，以養成“話中帶理”的說話習慣。這樣的句式叫“修辭推論” （enthymeme），亞里士多德說，即使不懂邏輯的人，也能用這樣的句式來進行簡單說理，遠比自說自話來得強。這雖然離良好說理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卻是一種與良好說理相一致的說話習慣。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