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的1992年，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並不僅意味著這場戰爭的結束，或者戰後一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結束，而是歷史的終結，標志著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止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簡單地說，西方自由民主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後的政體形式，不管哪一個社會最終都會走向這一政體形式。

之前，生活在18至19世紀的黑格爾也提出過“歷史終結論”，認為近代基於民族之上的國家形式（即民族國家），是人類歷史上可以擁有的最好也是最後的國家形式。跟隨黑格爾，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必將替代資本主義，成為人類的最後社會形式。如同黑格爾和馬克思，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並未如其所願。

                                                                                    （收藏自 原創館）

福山可能沒有意識到，正當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人類開始向從黑格爾、馬克思到20世紀成長起來的所有政體告別，只不過當時這個趨勢並沒有那麽明確罷了。然而，今天隨著眾多強勢政治人物的崛起，普京、特朗普、埃爾多安、莫迪等等，20世紀和21世紀這兩個世紀突然斷裂開來，人們不得不向20世紀告別。當然，這不是時間概念上的斷裂，而是思想和價值層面的斷裂。

盡管人們並不認同福山所宣稱的“歷史終結論”，但從20世紀過來的人總是帶著一些那個世紀的理想而進入21世紀的，希望世界會變得（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社會）平等。這並不是說，人們都會不切實際地幻想自己的國家變成西方，但人們的確期望自己的社會能夠發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自由和公正。不管各國是否有條件實現這些，或者是否在現實中享有這些，這些都已經成為普遍接受的價值。今天，就連最專制的社會，也不會否認這些自近代以來逐漸發展出來的價值觀念。

19世紀，面對當時勃興的民主政治，兩位意大利社會學家莫斯卡和帕累托“反潮流”地提出了“精英政治理論”，對民主政治的前途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他們認為，不管什麽樣的政體（專制獨裁、寡頭、共和、民主等），所有社會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即總是由少數精英統治多數大眾。這種精英政治理論不合時宜，被視為是為日後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兩位社會學家的理論也自然被人們冷落了。

到了20世紀，民主的社會基礎得到了實質性的擴展，更多的社會群體開始享有選舉權。不過，1940年代，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熊彼特出版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提出了“民主精英理論”，也認為民主政治並不改變一個社會結構的本質，任何社會永遠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社會永遠是分化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英與大眾的。

熊彼特批評了西方兩百年間的主要民主理論，認為它們都是建立在不真實的、規範假設基礎之上，都是空想，與事實完全脫節，民主理論更是不知道政治權力的真實來源。他自己提出了一個稱之為“民主程序理論”或者“精英競爭式民主理論”，把民主界定為僅僅是產生統治者的一個過程。無論人民參與程度有多大，政治權力始終都在精英階層中轉讓。

在精英統治時代，不管是民主還是專制，有三種制度具有普遍性：第一、精英（通過其所控制的國家機器）壟斷暴力機器；第二、精英的意識形態占據統治地位，成為統治社會的“軟力量”；第三、法律在統治社會的同時也在調節精英之間的關系。在專制社會，法律僅僅是統治社會的工具，而在民主社會，法律不僅僅是工具，而且立法者本身也服從法律，即“法治”。

在精英統治時代，精英的統治首先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過，所有這些維護精英統治的制度具有擴散效應，利益擴散到不同的社會群體。例如，熊彼特認為，盡管民主只是精英之間競爭的一種制度（技術性）安排，但正因為精英之間的競爭，社會獲得了選擇的機會，也即參與政治的機會。

政治強人靠民粹主義上臺

不過，進入21世紀以來，所有的情況都遠遠超出了這些20世紀理論家的預測。2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時代，西方與東方、民主與專制、自由與不自由等區分都是意識形態的結果。21世紀這些區分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出現政治上的趨同現象，至少就實踐來說。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不管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是西方還是東方，強勢政治人物紛紛登上政治舞臺，並且他們所依靠的都是民粹主義。

所謂的民粹主義是和傳統精英主義相對的，精英主義表現形式就是精英之間就統治社會達成共識，精英按照精英之間所達成的規則來統治，而民粹主義則表明統治階層的一些精英“背叛”了本階層的利益，直接訴諸於民眾。

不過，民粹主義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基礎。在土耳其，民粹主要表現對宗教和傳統帝國精神的復興；在印度，主要表現在解放種姓制度和對外的民族主義；在俄羅斯，主要表現為傳統帝國精神和對外民族主義；在美國，主要表現為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復興。民粹主義的基礎可以發生變化，取決於各國政治人物需要開發什麽樣的社會和文化資源。

民粹主義的崛起正在改變各國的政治格局。就政治來說，從傳統精英民主時期的“間接民主”向當代的“直接民主”轉型。凡是精英民主都是間接民主，間接民主（例如代議民主）的制度設計就是要預防民粹主義。但今天，因為精英之間已經難以達成共識，政治人物紛紛跳出精英小圈子直接訴諸於大眾。最明顯的表現在各種公投上。公投名義上民主，但實際上是政治人物失去政治判斷能力和政治責任感的結果。

在國內選舉上，民粹主義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國家，今天的選舉幾乎可以和民粹劃上等號。再者，民粹主義表明政治權力的基礎是民眾，民粹主義政治必然表現在統治者和現存體制和既得利益之間的矛盾和緊張。各國強勢政治人物紛紛逃避現存體制制約，這一趨勢並不難理解。這些政治人物不惜和現存體制公開對抗，通過自己組織的“非正式”權力機構來行使權力。

經濟越來越成為左右政治工具

民粹主義的經濟又是怎樣的呢？在西方，經濟一直是被視為具有自治性，盡管也存在著政府的各種干預。因為是自治的，民粹主義很難影響到經濟過程。在非西方的大多數國家，經濟沒有自治性，歷來就是政治人物的統治工具。但進入21世紀以來，不管東西方，經濟越來越成為政治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說，就其經濟基礎而言，民主開始從中產階級民主向“無產階級民主”轉型。這里既有“政治無奈”的成分，也有理性的政治計算。在西方，因為福利社會的高成本和難以為繼，傳統精英政治下的中產階級民主已經走到一個頂點。

在全球化狀態下，西方的中產階級規模正在縮小，越來越多的人向無產階級轉化，而政府則無能為力。不過，就政治計算來說，無產階級似乎比中產階級更有利於民粹主義。中產階級尋求自治，但窮人則需要“救世主”，並且人越窮，就越需要一個強大的“救世主”。或者說，人民的貧窮成為了民粹主義領袖的政治資源。俄羅斯是一個很好的典型。

結果，無論東西方，很多國家都出現了“牧民”或者“養民”的趨勢。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進步也為民粹主義領袖提供物質上的可能性，即老百姓即使不工作，通過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所產生的物質財富也能維持生活。可以預見，一旦各國政府放棄了追求社會公正（即解決巨大的收入差異問題）而轉向“養民”社會，人們就告別了20世紀社會，而進入一個未知社會。不過，直到今天，還沒有人預測過“養民”的嚴重後果。

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已經為民粹主義政治提供了堅實可靠的技術手段。最近揭露出來的劍橋分析（CambridgeAnalytica）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劍橋分析公司開發了個人性格測試程式，收集5000萬名facebook（面簿）用戶的隱私數據資料，用來選舉分析和針對宣傳用途。這件事情被揭露出來純屬偶然，因為facebook是私人公司。如果facebook是一家國有公司，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當各國當政者掌握了這種技術手段，民眾（投票人）不再是能夠做出理性判斷的個人（古典民主理論的假設），而僅僅是政治人物所操縱的對象。從美國到歐洲，從俄國到印度，今天的民粹主義領袖能夠如此有效地把握民眾心理，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分不開。盡管人們用20世紀的道德和意識形態來評判技術，但類似的技術一旦產生，便不可避免地進入政治生活。大數據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主流，也已經出現成為政治生活主流的大趨勢。如果傳統政治是精英群體之間的政治，新政治必然是領袖操縱大眾的政治。

如果民粹政府掌握經濟和技術的趨勢不能改變，21世紀會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英國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曾經寫過很多有關“時代”的書，包括《革命時代：歐洲1789年-1848年》、《資本時代：1848年-1875年》、《帝國時代：1875年-1914年》和《極端時代：短暫的20世紀，1914年-1991年》。他去世之後，出版了一個題為《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的集子，反省了他所理解和經歷的時代。霍布斯鮑姆一生經歷了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的各種變革，最有資格來反思他那個時代。

他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一生享受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和支持共產主義，甚至對斯大林的激進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態度。他不相信西方傳統上由少數主導的精英政治能夠維持下去，認為蘇聯式的大眾政治是人類的出路。

盡管他享受著資產階級的文化，但他對此非常不滿，傾心於平民文化。但是，他又深切感受到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的痛楚，因為大眾文化一出現，他一直享受著的精英文化便迅速消失。今天，從20世紀過來的人也有如霍布斯鮑姆的感覺，他們帶著20世紀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來到了21世紀，但發現21世紀是和他們固有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背道而馳。

如果從負面意義上說，人們並不難稱呼這個時代，可以稱其為“幻滅的時代”，或者“失望的時代”，或者“夢飛的時代”。傳統世界和傳統價值觀消失了，人們再也不能用傳統的價值來看新世界了。1880年代，面臨一個不確定世界，尼采（Nietzsche）驚天動地地叫出了“上帝死了”的口號，呼籲人們放棄成見，勇敢地去迎接一個全新的世界。今天的人們是否也需要有這樣的勇氣來面對這個越來越不確定的世界呢？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愛思想網站2018-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