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下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19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19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 [xiii]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共產黨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裏甚至成為一種 “優秀”和“榮譽”的身份標志。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咋想就咋想”成為一件光榮的，比組織外人“先進”的行為，也是一件能夠引起許多組織外人羨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組織所起的作用是把群眾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圈子，迫使那些內部的人更加順從，而同時誘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順從。即使在這種“光榮”誘惑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團和入黨，入了會有好處，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顯的好處，總比不入要強，因為不入差不多肯定會有害處。別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處都沒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選擇。

德國政治學家諾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眾的“沈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著稱，她觀察群眾的“公眾輿論”形成，發現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沈默升級效應”，而這種“沈默升級效應”在青年團和共產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表現的尤其明顯。在群體中，尤其在組織化的團體中，人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說出來，哪些不可以。 [xiv]那些不便說的也就是“危險”的看法，因為人們躲避它，以後還會就此消失，無影無蹤。在群體中要是有誰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別人就會側目相視，生怕危害連累到自己，說的人馬上就能感覺到別人的不快，並避免再犯。美國政治學者庫倫（Timur Kuran）又稱之為“謹慎升級效應”，他指出，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隱藏自己原來的真實想法，自我審查不該說的話，而且還會當眾說出與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話來，他們在說“正確”想法時，會變本加厲比原先沒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堅持、更過分。 [xv] 這種現象在黨內更是十分普遍。前德國共產黨人雷昂哈特（Wolfgang Leonhard）是東德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後來逃到西方。他曾經寫道：“我常常看到，有些東德官員越是對黨有疑惑，在同西方訪客交談時就越是做出立場堅定的樣子，堅決捍衛黨的路線。跟這些人談話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們是150%的斯大林分子”。 [xvi] 層層疊疊的“組織”為無數的加入者制造了一個相互鉗制的人際關系牢籠，在這樣的人際關系中，每個人都必須時刻謹言慎行，並在需要的時候隨時以謊言加碼的方式對自己的言行做“謹慎升級”。

三互相監督維持“沈默”的必要

在相互監督的組織化環境裏，每個人都就必須有好的表現，不光自己要有正確行為，而且還要揭發別人的不正確行為，告密和打小報告於是成為一種以揭發別人不正確行為來證明自己正確行為的正確行為。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學會謹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為說正確的話乃是最根本的正確行為。

在納粹德國，正確行為是以對猶太人的態度為標準的。在共產黨東德，則以對黨的忠誠服從為標準。東德的國家安全部（Stasi）的線報網要比納粹嚴密得多。納粹新聞主管人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他發行的周刊《襲擊者》（Der Sturmer）中，刊登過大約6500名在1935至1939年反猶不力者的名單，有的是對猶太人太客氣（相當於“文革”中的立場不堅定），有的是與猶太人有生意往來，這些名單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 [xvii] 東德告密者的規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與國安部有某種聯系，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鄰居揭發鄰居的網絡。不要說是公開表示不滿，就是私下裏說的話，也會有人檢舉揭發，成為罪證。一直到1989年共產黨垮台前不久，東德還呈現出一片全體擁護共產黨的景象。據1989年春國安部的統計，全東德只有2500名活動分子和60個“死硬”異見者。 [xviii]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按照東德法令，為公共目的聚會，人數超過3個人，就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例如1983年，萊比錫教會人士得到通知，有3個人以上手持蠟燭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得到批準。任何群體行為都受到嚴密監控。1988年在萊比錫有150人在教堂做過禮拜後，步行上街，國安警察嚴陣以待，事後的報告是，“參加者沒有帶旗幟、象征物品或其他明顯標志，……沒有影響公共安全和秩序，幾乎沒有受到公共註意”。“公共註意”是國安部門最害怕的事情。 [xix]

即使是為了“正確目的”舉行的群眾集會也會引起國安部門的恐慌，1983年一個來自魏瑪的團體要在柏林舉行一次反對北約的抗議集會。即便這一集會的目的與國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確，但卻具有“自發”、“獨立”的性質。集會那天，有大約100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 Poppe）的參加者說：“國家對於獨立組織的集會害怕成這個樣子，無論集會的內容是什麽都不行”。這令人想起了汶川地震後的一些自發紀念集會，僅僅因為不是官方組織的，就遭到了取締和禁止的命運。

沒有人確切知道極權宣傳到底有多少效果，從極權對任何公開異見和群體聚合的恐懼來看，就連宣傳當局對自己經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沒有信心的。強行禁止，逮捕不規行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維護宣傳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爾說，任何有效宣傳後面，一定得有利劍的支撐，東德國家安全部誓言要當好黨的“盾和劍”。人們有公開的“正確行為”是因為深知不正確行為的後果，而且幾乎人人都害怕這種後果。對1936年德國工人狀況，有人這麽說：“稍微需要一點勇氣的事情，他們也是不會去做的”。東德民主人士，政治異見者紐伯特（Ehrhart Neubert）問道：“在那時候的東德，誰會承認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數人，而且是在私下會承認。……這個制度就是靠恐懼來維持的”。 [xx]

生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許多人並不“感覺”到恐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恐懼已經麻痹，已經習慣於恐怖生活，或者已經失去了對恐懼的感覺，而且也是因為極權經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懼，並不總是在“濫用”恐懼。“合理的恐懼”可以讓恐懼顯得不那麽恐懼。而且，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錯誤，遇到麻煩，會覺得自己理虧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該“明知故犯”或“雞蛋碰石頭”。他們看到別人觸犯禁忌，遇到麻煩，吃到苦頭，就會慶幸自己幸虧沒有那麽做，也會責怪遇到麻煩的人自討苦吃。一般人渴望過“太平日子”，不喜歡“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喜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壞事（被逮捕、懲罰）發生時，總是先責怪“不識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統治權力，無端多事，不自量力。這種普遍的“責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極權統治精心培植、鼓勵和利用的一種大眾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沈默和順從成為交換安全無事的代價，每個人都變得能夠接受統治權力的“合理要求”：別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閑事，他倒黴是因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樣，就自然能平安無事。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這麽“聰明”和“理性”的社會裏，即便出現一些異見思想，極權統治也總能找到有效控制的辦法。有人以為，政治異見思想一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其實並非如此，格拉德維爾（Malclom Gladwell）對此有過論述。他認為，一般來說，很難精確預測到哪些異議特別具有傳染力，特別容易擴散，這就像很難預測哪種流行病菌會在哪一年流行一樣。一方面，總是會有不止一種異議在悄悄傳播，直到某一種突然越過了“臨界點”，一下子傳染開來，連時時防守者也覺得出乎意外。另一方面，制止一種異議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無須把異議從每一個人頭腦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夠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這就像撲滅流感並不需要人人打預防針或接受治療，只要有足夠多的人不傳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開談論或討論的歷史事件，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說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永遠無法預料，什麽時候，在哪裏，會因為什麽事情，又一下子會出現了什麽大面積的民眾異見。但是無論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撲殺的辦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讓足夠多的人對傳播異見心懷恐懼，讓足夠多的人至少在公開行為中保持順從和沈默。當大多數人不再公開表示某種異見時，異議的傳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讓大多數人對某事保持沈默，是讓異見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xxi]

一旦人們接受了極權統治的“合理懲罰”和“合理暴力”邏輯，他們會覺得極權並不是那麽極權，甚至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與混混沌沌，無知無覺地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一種“清醒”的生活狀態，自以為自己的沈默和服從不是出於恐懼，不是由於自己“膽小”、“懦弱”，而是因為自己 “識大體”、“不死板”、“聰明”。用這類的說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可以讓人比較體面地面對自己的沈默和順從。這些人並不是從來未曾想過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經過思量後決定還是不做為妙。想做而最後決定不做，看起來是一時的自我約束作用，其實會對他們今後的行為有長遠的定向作用。因為，想做而決定不做的事情，以後就連想也不想了。人並不是一下子從不沈默變成沈默的，也不是一下子從不順從變成順從的，人是一步一步變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一些。察覺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順從是一件令人沮喪，沒有尊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數人也就選擇幹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說它，就這樣，通往徹底沈默和順從的路也就越走越順暢無阻。一個人一旦走在這條不歸之路，他就已經喪失了保存思想自覺的意志,也喪失了表達自覺思想的能力。

註釋

[i]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pp. 247-248.

[ii] J. S. Mill, “Of Nationality as Connected with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H. Holt and Co., 1875, p. 308.

[iii]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 John Kean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5.

[iv]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v]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2.

[v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3.

[v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5.

[vi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5.

[i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5-136.

[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8- 139.

[x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8- 139.

[x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0.

[xi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0.

[xiv]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Frankfurt: Ullstein Sachbuch, 1982.

[xv]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

[xvi] Wolfgang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Trans. C. M. Woodhouse. London: Collins, 1957, p. 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