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的訪談

《華夏時報》(任孟山)： 書名定為《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說，在您的內心中存在著“好的公共生活”的標準，是什麽？

徐賁： 是的，就像我在書的簡介中說的，“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來保障群體共同的幸福，它的倫理導向是鼓勵美德，它的價值內涵是維護尊嚴，它的理智狀態是推崇真實，它的智慧傳統是接受教訓。”可以說，美德、尊嚴、真實是好的公共生活的三要素。

好的公共生活應該是共和政體下的憲政法治和民主生活，因此，它需要有共和的美德（守法、愛國、納稅等等），同時需要維護自由民主的基本價值觀（個體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平等、尊嚴、人權），它還必須以真實為人際交往和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準則，真實同時也是對待歷史的基本態度。如果不能與過去的錯誤切割，就不可能造就比較好的現在和未來。所以，公開承認過去的錯誤，汲取這些的錯誤的教訓，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公共生活必須是憲政法治和民主的，這一點在中國和別的國家是沒有什麽區別的。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好生活，與威權的國家主義好生活不同。單單共和並不能保證實現人本主義的好生活，因為共和中包含國家主義的因素,它 強調的公民美德首先是服從權威、遵紀守法、愛國奉獻。

人本主義的共和是非國家主義的，它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個人觀念和公民權利之上，它的中心是人，強調有了人才能有國家，因此具有自由民主的特征。從每個人的自由、理性、尊嚴出發，人本主義的共和認為，共同的善和個人的善都很重要，它反對以一種善來宰制另一種善，也反對將兩種不同的好生活刻意混淆，混為一談。

就“善”與“好”的關系而言，公共的善與私人的善，公共意義上的好生活與每個個人心目中的好生活，都必須有所區別。在《什麽是好的公共生活》裏，我討論的是公共意義上的好生活，它應當是自由、開放、多元的和寬容的。

《華夏時報》：開放、多元的和寬容，這是否會造成不同的人在“好”的問題上自說自話，而最後不能擁有共同原則呢？

徐賁： 梁啟超說中國人“一涉公字，其事立敗”。一個人知道什麽是自己要的好生活，未必知道什麽是公共的好生活。 每個人都憑借自己在心中確定的關於“善”的內在價值，形成個人“好生活”的基本觀念，如“生命”、“快樂”、“知識”、“美”、“愛”、“自由”、“權位”、“財富”。不同的個人選擇不同的內在價值，為他自己確定一個“好生活”圖景。不同人的還會確定不同的價值優先，例如，有的人會認為，為了物質的“豐富”或者生命的“安全”，放棄“自由”也照樣可以有好生活。不同的人甚至對如何看待什麽是內在價值也會有很大的分歧。例如，有的人青睞“權勢地位”，但有 的人則認為“權勢”不能與“善”和“自由”這樣的價值相提並論。

在民主的共和政體中，國家不幹涉公民個人想要追求的好生活（只要這種追求不損害到其他公民）。國家對公民心目中不同的“好生活”想法，對這些不同的好生活是不是真的好，保持中立的立場。這樣的國家，它所執行的法律，實行的教育，用以處理價值分歧和沖突的倫理原則，都會奉行，或者至少不違背它的基本的中立立 場。

國家中立的原則是為了保證公民們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他們心目中個人的好生活（“幸福”）。中立的原則不是沒有原則，或價值真空，因為它信守的是這樣一個關於公共好生活的價值理念：公共的好生活狀態就是盡量讓不同的公民都盡可能有自由去追求他們自己心目中的個人好生活。正如彌爾在《論自由》中提出的，國家意 欲左右和控制公民，包括兒童的幸福觀和好生活觀的做法，都是可惡的，都是對個人選擇的不必要的限制。

《華夏時報》：您把書的內容分為教育、政治、社會文化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代表著“公共生活”的內容嗎？還有其他內容嗎？

徐賁： 當然有其他內容，如經濟、法律、文學藝術、新聞報道、大眾文化、社會倫理等等，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交織在我說到的三個方面裏。例如，我們都關心自己納的稅被政府用到什麽地方去了，這是經濟的，但也是政治的，因為這涉及到政府以什麽程序來征收什麽稅項，用項是否得到選民代表的批準，是否公開，等等。又例如，新聞報道的自由限度在哪裏？政治權力和社會民眾的知情權的關系又如何？我在書的序言裏提到，公共生活的諸多方面是相互聯系和交織在一起的，並且由於各方面的相互交織而具有政治文化意義的整體性。我們分辨一個社會是否有民主的生活秩序，區別一個國家是否在實行憲政法治，判斷一種公共生活是否優秀，根據的就是這 種整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