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關心的，主要是圍繞著這首膾炙人口的民謠，形成的諸多關於洪洞大槐樹與明初移民的傳說故事及其背後隱藏著的某種歷史記憶。 

首先是關於遷民緣起的故事。關於從洪洞遷民的緣起，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傳著《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和《三洗懷慶府》等傳說故事。

 …

內容提要：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在明清以來的華北各地流傳甚廣，研究者多認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並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但其中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其實無論口碑傳說、族譜還是碑刻、地方誌等文獻，都反映了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這些記憶中，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發展的歷史，北方族群關係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影響的歷史，也看到晚清民國時期地方士紳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後的時代取向或追求現代性的努力。

關於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問題，由於北京、河北、山東、江蘇、陜西、河南、安徽、東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許多地方長期廣為流傳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並大量載之家譜、墓誌和地方誌，因此多年來為學術界關注。①…

評論：從原鄉論到新興論楊聰榮

張錦忠這篇文章一開頭引述了南島語族的「台灣原鄉論」與「印尼原鄉論」的說法，其意涵有些隱晦，文中衹說到該報導令其想起散居各地的華裔族群及其文學表現樣式，我們不清楚張錦忠對南島語族與華裔族群兩者的關連性有何看法。不過以南島語族的原鄉論來類比華裔及華文文學散居現象，倒是可以有許多不同意義的引伸，或者是表示「中心論／原鄉論」受到挑戰，或者對同一現象眾說紛紜的認可，另外一種可能的意義是，遷移現象是複雜的，遷移也可能是多中心的， 遷移也不一定是單向的，往復之間各自又加入不同的元素，因此語言、文化與人群遷移並不一致，故歷史語言學、考古學、基因研究等看法也各異其趣，同一現象眾說紛紜正突顯出單一原鄉論是有問題的。

對比在中國或台灣的華文文學論述，不論是「華僑文學」、「海外華文文學」，…

亞細安國家中的殖民/移民歷史大多類似，但是各國的華文文學發展各有不同的命運，關鍵正在各新興國家的文化、語言政策及其對華人華文的態度。印尼在一九六五年共產黨政變失敗後，蘇哈多右翼政府上台，大肆排華反華、禁止華文文化與教育活動，華文文學發展大受打擊，只有柔密歐．鄭（鄭遠安）等少數作家在國外刊物（如香港的《當代文藝》與大馬的《蕉風月刊》）發表作品。一九九九年六月之後，新政府成立，排華政策解凍，印華文學才開始呼吸清新空氣， 頗有欣欣向榮的氣象，前景有待觀察。菲律賓華文文學與台灣文學系統之間的關係在五、六十年代十分密切，菲華作家如施穎洲、藍菱等人的書也在台北出版， 七十年代以後則漸行漸遠，這多少也涉及兩國政府與華社的政商關係的起落。菲華文學在菲律賓文學複系統中的位置相當邊緣，又無充分的華文教育建制支援，…

從中國文學或文學家旅行或遷移海外歐人殖民地，或星馬華人社會建立， 到華人認清自己的身份屬性，加入其他移民及土著爭取獨立建國，馬來亞的華文文學書寫也從殖民時期進入後殖民時期。在馬來亞獨立之後，馬來文學逐步取得國家文學的地位，星馬的英文文學則成為英聯邦文學或新興英文文學的一員，只有馬來亞印度文學及馬華文學淪為族群文學。歷史尤其弔詭的是，一如馬英文學在若干詩人努力以熱帶形聲表現之際，卻因英文退位而被邊緣化，馬華文學也在建國前後大力鼓吹馬來亞化，甚至發起「愛國主義文學」運動，響應新政府政治藍圖。卻因華人華文的身份與地位而被國家文化建制漠視與排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邊緣化的華文文學複系統，在國家獨立之初，即有香港作家報人南來或作者留學台灣，而與港台這兩個環太平洋地區的新興華文文學(new Chinese literatures)複系統發生「系統之間」(intersystemic)的文學關係。…

張錦忠·海外存異己︰馬華文學朝向「新興華文文學」理論的建立

台灣作為南島語族源頭的理論，近年來在考古學界頗為盛行。不過，近日美國休士頓大學人類基因研究中心的基因研究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說法，推翻了這個「台灣原鄉論」。他們指出印度尼西亞才是南島語族移民擴散的中心，其遷移路線有二，一支北上前往台灣，另一支南移波里尼西亞。其實，在這對立設論出現之前，人類學家早已指出，中國華南一帶乃南島語族發源地，其遷移路線也有二，一支往東南移居台灣，另一支南下東南亞，遠至澳洲。這個最新的「印尼原鄉論」，只不過是眾多說法中的一種，尚有待考古出土實據的驗證。…

論完了兩個流離的追尋之不同典型之後，焦點拉回馬來西亞，作者更進一步，也把中國性的問題帶到語言文字的討論上，揀選何棨良、陳蝶、梁紀元的散文中的古典語境，指陳這些不過是古典的誤認與古典的挪用。在這點作者的立場更為激進，認為古典詞彙的語境是作者的想像，衹呈現了古老中國的情境而與馬來西亞的時地不接合，這樣搬弄古典會掩蓋自己的語言風格，也是對自己的文字缺乏自信，作者的判斷顯然是以大馬所在的赤道線為基準的。再一次作者借用馬華散文中使用古典詩詞的例證來表述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是，雖然是使用中國文字， 但是卻拒絕文字為中國所擁有。作者雖未直說，卻信心十足地表達了清楚的立場，僅僅在承認使用的文字是源於中國的事實上向中國致敬，除此之外，語言應屬自己，因此拒絕了古典風景的召喚。…

評論：談鍾怡雯的中國圖象楊聰榮

鍾怡雯這篇文章必須從相反的方向來閱讀，放到不同的架構中，特色才能夠凸顯出來。表面上看，這是又一篇討論馬華作家之中國性的論文，無疑地這是馬華文學的重要題目，值得再三從不同角度論述。如果這樣理解這篇論文，則不免失望， 至少論文中並沒有提供什麼獨特的新論點，老生常談之外，論述馬華作家與中國性的對話顯得直接而平板，比不上林建國所舉的例子之曲折隱晦又適切精準，引用理論也是點到為止，比不上黃錦樹論證豐厚又迭有新意。然而細觀其文，與其說是論馬華文學的中國圖像，倒不如說是表述作者的中國圖像，如果換個架構來看，視為作者藉這個題目來表達新生代馬華作家的自我認同，也還算是具有個人風格之論文式的馬華散文，而表現出另一種馬華作家消解中國性的手法。…

評論：「我們」與「他們」談馬華文學在台灣楊聰榮

楊宗翰這篇文章顯然有很多長處，一個長處是發現開創文學史的新視野，宣稱「馬華旅台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這是氣魄十足而令人期待的命題， 另一個長處是以國族與性別為主題同時檢視神州詩社的兩位主角溫瑞安與方娥真，找到為前人所未見的議論角度，還有一個長處是從同樣的「指涉中國文化的符號」區分出三位作家溫瑞安、陳大為與林幸謙不同境界與手法的「認識中國的方法」。可惜的是，幾個長處放在一起，卻沒有發生互相配合輝映的效果，長處反而發揮不出來而互相牽致。…

黃錦樹·重寫馬華文學 —— 回應楊聰榮的回應

〈反思「南洋論述」〉並不是「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只是我們打游擊討論馬華文學也有多年，是該做個階段性的總結了。不過是一番自我批判的嘗試。雖然我並不是最佳的人選。剛好有這個機會，也不妨談談，且多老生常談， 如此而已。而我的目的也並非重構，而是更徹底的重寫。假設性的重構只是個起點，重寫才是遙遙無期的終點。能走多遠是個實踐回題。…

先從第二個質疑開始，作者所擔心的複系統理論的「運用上的危機」，正好顯示作者在重構論上的立場的游移，如果作者當真以大馬華人文學為立場，而非大馬華文文學，這正是大中華文學論述或是世界華文文學沒有辦法收納之處，不能明白何以有運用的危機產生。即使作者從自己的主張退卻下來，僅僅考慮華文文學的範圍，以作者多年對馬華文學研究視域的開拓及對馬華文學現代主義中國性一元化的批判，應該不難看出，以複系統理論所強調符義建構過程的異質性，以及文學歷時演變過程中多元交錯的系統複雜性，比較可能的是馬華文學複系統包含大中華文學，而非倒過來如作者所擔心的，馬華文學被大中華文學論給收攏過去。

就第一個質疑而言，作者特別提到造成複系統論迴避介入現實，是由於複系統論的第 6、 7 要點暗含對客觀性的強調，這兩個要點到底是什麼呢？分別是「６.…

評論：馬華文學重構論在台灣學術論域的發聲位置楊聰榮

黃錦樹這篇文章性質上是屬於「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反思」幾位留台的馬華文學論者質疑馬華文學議題根本假設而提出論辯的發言位置、場域及認識論等。所反思的論者，是包括作者在內的三人（加上林建國與張錦忠），共同期待…

楊聰榮·隨想的隨想

歡迎利用材料，別怕浪費，材料還多著呢，倒是真的很期待錦樹兄這部長篇小說的誕生。

如果郁達夫在世，一定很喜歡「酒友」這個封號，小說可以不寫，酒不可不喝， 要不然就不是郁達夫了。

這衹是隨想讀後的隨想，算起來，我還不太夠資格是郁達夫的「未亡人」，我不想召喚其無盡的回憶和期待，所以也無需含蓄隱晦，我衹想知道馬華文學的酒友到底和什麼人喝酒，喝的是什麼酒。…

附錄:

黃錦樹：郁達夫．陳馬六甲隨想

天啊，這簡直是篇寫壞了的小說——如果作者是個寫小說的人，該不會如此這般的糟蹋材料吧。

確實，材料有趣極了，尤其是陳馬六甲的部份。

所以這不是對楊文的評論，只是針對材料的若干隨想。…

後語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仍有相當的意義。印尼和中國是兩個亞洲的大國，歷史上有很多的來往，而印尼是世界上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成為中華文化和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之一，實際上卻相反， 後來成為亞洲兩個缺乏互動交流，互相不瞭解的文化體系。印尼在獨立以後，曾經一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外華語教育，五十年代開始壓縮當地華人的文化空間，到了六十年代則全面禁止華語華文，對當地華人採行強迫性的同化政策。發展過程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幾十年下來，卻使得華人世界和印尼人世界缺乏溝通瞭解，誤解陳陳相因積重難返。1998…

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生活習俗，並且大量利用福建話的詞彙來說明，這種態度與成就，也是在印尼／馬來文學中很少見到的，類似的情況，可能衹有如梁友蘭(Nio Joe Lan) 在六十年代專用印尼文寫作介紹中國語文和文化，來協助印尼民眾理解華人文化的著作可以相提並論。95陳馬六甲除了對語言本身有興趣以外，同時對於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況也相當關心，例如解釋廣東話與福建話的使用群體不同，以及不同語族在社會中遭遇的情境。考察東南亞近現代史，不乏華人參與東南亞當地政治活動的例子，華人學習當地語言，介入當地生活，反過來說卻少有當地人學習華語，參與到華人的知識活動。那麼陳馬六甲算是少數的例外，他不但中英文俱佳，還被中國左派人士根據其出版品認為是托派人物。以印尼本地人來說，陳馬六甲能夠深入到中國語言到這種程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另外在印尼本地對華人處境表達關懷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和印尼左派有關，這雖然可能和意識形態有關，然而陳馬六甲的作品做為早期印尼左派的精神導師，一開始就使得印尼左派對華人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印尼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84即對印尼華僑的處境表達了強烈的人文關懷，其作品”Hoa Kiau di Indonesia”[華僑在印尼]。到目前為止仍是對華僑親善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尼文學作品，85 Pramoedya 本人是共產黨員，86相信他是讀過陳馬六甲的傳記。87而陳馬六甲的社會主義思想，日後感召了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如 Soe Hok Gie 及 Arief Budiman，他們都是戰後第一代直接投身印尼改革運動的華裔。88而陳馬六甲的事跡在印尼本地，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則有將其冒險事跡寫成小說等文學作品流傳的情況，因此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具有可能的意義和影響，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第三部分 文化史

文化接觸

雖然說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特殊，不過相同流亡經驗並非是孤立現象，同一時間從新加坡逃往蘇門答臘的華僑華人很多，其中作家編輯等文化人也不在少數，74尤其是所謂的「中國南來作家」，幾乎都到了蘇門答臘，或是由蘇門答臘轉赴其他各地，75這批人在特殊的時代背景，突然來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

然而郁達夫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像郁達夫這樣眾所矚目的作家，而其言行透過自己或是文友的作品，不斷地暴露在讀者面前， 那麼作家的行徑就如同表演一般，而郁達夫又是最強調作品表露人生經驗，那麼實際上我們從這些有關的記述可以知道，其實蘇門答臘的一段人生經驗是郁達夫一生之中最精彩的表演，其中曲折離奇，充滿戲劇的張力，衹可惜他在表演結束之後就被刺身亡，沒有辦法再以慣用的第一人稱的口吻，親自記述這一段旅程。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有關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的文字記載，都是這個表演的觀察筆記，也應該是文學史觀照的焦點。衹不過像郁達夫這種跨越國境的人物，相關的記錄也是散居各國，很難於放到目前有的文學分類範疇，不論是馬華文學或是中國新文學，於是蘇門答臘時期的郁達夫，則被排除在這些不同範疇的文學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