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完了兩個流離的追尋之不同典型之後，焦點拉回馬來西亞，作者更進一步，也把中國性的問題帶到語言文字的討論上，揀選何棨良、陳蝶、梁紀元的散文中的古典語境，指陳這些不過是古典的誤認與古典的挪用。在這點作者的立場更為激進，認為古典詞彙的語境是作者的想像，衹呈現了古老中國的情境而與馬來西亞的時地不接合，這樣搬弄古典會掩蓋自己的語言風格，也是對自己的文字缺乏自信，作者的判斷顯然是以大馬所在的赤道線為基準的。再一次作者借用馬華散文中使用古典詩詞的例證來表述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是，雖然是使用中國文字， 但是卻拒絕文字為中國所擁有。作者雖未直說，卻信心十足地表達了清楚的立場，僅僅在承認使用的文字是源於中國的事實上向中國致敬，除此之外，語言應屬自己，因此拒絕了古典風景的召喚。…

評論：談鍾怡雯的中國圖象楊聰榮

鍾怡雯這篇文章必須從相反的方向來閱讀，放到不同的架構中，特色才能夠凸顯出來。表面上看，這是又一篇討論馬華作家之中國性的論文，無疑地這是馬華文學的重要題目，值得再三從不同角度論述。如果這樣理解這篇論文，則不免失望， 至少論文中並沒有提供什麼獨特的新論點，老生常談之外，論述馬華作家與中國性的對話顯得直接而平板，比不上林建國所舉的例子之曲折隱晦又適切精準，引用理論也是點到為止，比不上黃錦樹論證豐厚又迭有新意。然而細觀其文，與其說是論馬華文學的中國圖像，倒不如說是表述作者的中國圖像，如果換個架構來看，視為作者藉這個題目來表達新生代馬華作家的自我認同，也還算是具有個人風格之論文式的馬華散文，而表現出另一種馬華作家消解中國性的手法。…

評論：「我們」與「他們」談馬華文學在台灣楊聰榮

楊宗翰這篇文章顯然有很多長處，一個長處是發現開創文學史的新視野，宣稱「馬華旅台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這是氣魄十足而令人期待的命題， 另一個長處是以國族與性別為主題同時檢視神州詩社的兩位主角溫瑞安與方娥真，找到為前人所未見的議論角度，還有一個長處是從同樣的「指涉中國文化的符號」區分出三位作家溫瑞安、陳大為與林幸謙不同境界與手法的「認識中國的方法」。可惜的是，幾個長處放在一起，卻沒有發生互相配合輝映的效果，長處反而發揮不出來而互相牽致。…

黃錦樹·重寫馬華文學 —— 回應楊聰榮的回應

〈反思「南洋論述」〉並不是「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只是我們打游擊討論馬華文學也有多年，是該做個階段性的總結了。不過是一番自我批判的嘗試。雖然我並不是最佳的人選。剛好有這個機會，也不妨談談，且多老生常談， 如此而已。而我的目的也並非重構，而是更徹底的重寫。假設性的重構只是個起點，重寫才是遙遙無期的終點。能走多遠是個實踐回題。…

先從第二個質疑開始，作者所擔心的複系統理論的「運用上的危機」，正好顯示作者在重構論上的立場的游移，如果作者當真以大馬華人文學為立場，而非大馬華文文學，這正是大中華文學論述或是世界華文文學沒有辦法收納之處，不能明白何以有運用的危機產生。即使作者從自己的主張退卻下來，僅僅考慮華文文學的範圍，以作者多年對馬華文學研究視域的開拓及對馬華文學現代主義中國性一元化的批判，應該不難看出，以複系統理論所強調符義建構過程的異質性，以及文學歷時演變過程中多元交錯的系統複雜性，比較可能的是馬華文學複系統包含大中華文學，而非倒過來如作者所擔心的，馬華文學被大中華文學論給收攏過去。

就第一個質疑而言，作者特別提到造成複系統論迴避介入現實，是由於複系統論的第 6、 7 要點暗含對客觀性的強調，這兩個要點到底是什麼呢？分別是「６.…

評論：馬華文學重構論在台灣學術論域的發聲位置楊聰榮

黃錦樹這篇文章性質上是屬於「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反思」幾位留台的馬華文學論者質疑馬華文學議題根本假設而提出論辯的發言位置、場域及認識論等。所反思的論者，是包括作者在內的三人（加上林建國與張錦忠），共同期待…

楊聰榮·隨想的隨想

歡迎利用材料，別怕浪費，材料還多著呢，倒是真的很期待錦樹兄這部長篇小說的誕生。

如果郁達夫在世，一定很喜歡「酒友」這個封號，小說可以不寫，酒不可不喝， 要不然就不是郁達夫了。

這衹是隨想讀後的隨想，算起來，我還不太夠資格是郁達夫的「未亡人」，我不想召喚其無盡的回憶和期待，所以也無需含蓄隱晦，我衹想知道馬華文學的酒友到底和什麼人喝酒，喝的是什麼酒。…

附錄:

黃錦樹：郁達夫．陳馬六甲隨想

天啊，這簡直是篇寫壞了的小說——如果作者是個寫小說的人，該不會如此這般的糟蹋材料吧。

確實，材料有趣極了，尤其是陳馬六甲的部份。

所以這不是對楊文的評論，只是針對材料的若干隨想。…

後語

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五十年後的今天來看仍有相當的意義。印尼和中國是兩個亞洲的大國，歷史上有很多的來往，而印尼是世界上海外華人人口最多的國家，理應成為中華文化和其他文明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之一，實際上卻相反， 後來成為亞洲兩個缺乏互動交流，互相不瞭解的文化體系。印尼在獨立以後，曾經一度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外華語教育，五十年代開始壓縮當地華人的文化空間，到了六十年代則全面禁止華語華文，對當地華人採行強迫性的同化政策。發展過程固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幾十年下來，卻使得華人世界和印尼人世界缺乏溝通瞭解，誤解陳陳相因積重難返。1998…

陳馬六甲在其傳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中國的社會變遷與生活習俗，並且大量利用福建話的詞彙來說明，這種態度與成就，也是在印尼／馬來文學中很少見到的，類似的情況，可能衹有如梁友蘭(Nio Joe Lan) 在六十年代專用印尼文寫作介紹中國語文和文化，來協助印尼民眾理解華人文化的著作可以相提並論。95陳馬六甲除了對語言本身有興趣以外，同時對於語言使用的社會情況也相當關心，例如解釋廣東話與福建話的使用群體不同，以及不同語族在社會中遭遇的情境。考察東南亞近現代史，不乏華人參與東南亞當地政治活動的例子，華人學習當地語言，介入當地生活，反過來說卻少有當地人學習華語，參與到華人的知識活動。那麼陳馬六甲算是少數的例外，他不但中英文俱佳，還被中國左派人士根據其出版品認為是托派人物。以印尼本地人來說，陳馬六甲能夠深入到中國語言到這種程度，應該是絕無僅有的第一人。…

另外在印尼本地對華人處境表達關懷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和印尼左派有關，這雖然可能和意識形態有關，然而陳馬六甲的作品做為早期印尼左派的精神導師，一開始就使得印尼左派對華人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例如在印尼文壇享有盛名的作家 Pramoedya Ananta Toer，84即對印尼華僑的處境表達了強烈的人文關懷，其作品”Hoa Kiau di Indonesia”[華僑在印尼]。到目前為止仍是對華僑親善最具有代表性的印尼文學作品，85 Pramoedya 本人是共產黨員，86相信他是讀過陳馬六甲的傳記。87而陳馬六甲的社會主義思想，日後感召了六十年代學生運動的領袖如 Soe Hok Gie 及 Arief Budiman，他們都是戰後第一代直接投身印尼改革運動的華裔。88而陳馬六甲的事跡在印尼本地，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則有將其冒險事跡寫成小說等文學作品流傳的情況，因此陳馬六甲的文化接觸，具有可能的意義和影響，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第三部分 文化史

文化接觸

雖然說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程特殊，不過相同流亡經驗並非是孤立現象，同一時間從新加坡逃往蘇門答臘的華僑華人很多，其中作家編輯等文化人也不在少數，74尤其是所謂的「中國南來作家」，幾乎都到了蘇門答臘，或是由蘇門答臘轉赴其他各地，75這批人在特殊的時代背景，突然來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

然而郁達夫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像郁達夫這樣眾所矚目的作家，而其言行透過自己或是文友的作品，不斷地暴露在讀者面前， 那麼作家的行徑就如同表演一般，而郁達夫又是最強調作品表露人生經驗，那麼實際上我們從這些有關的記述可以知道，其實蘇門答臘的一段人生經驗是郁達夫一生之中最精彩的表演，其中曲折離奇，充滿戲劇的張力，衹可惜他在表演結束之後就被刺身亡，沒有辦法再以慣用的第一人稱的口吻，親自記述這一段旅程。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有關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的文字記載，都是這個表演的觀察筆記，也應該是文學史觀照的焦點。衹不過像郁達夫這種跨越國境的人物，相關的記錄也是散居各國，很難於放到目前有的文學分類範疇，不論是馬華文學或是中國新文學，於是蘇門答臘時期的郁達夫，則被排除在這些不同範疇的文學史之外。…

陳馬六甲所留下的傳記體的作品也是旅行文藝的特例，今天我們對陳馬六甲超越國界種族語言的中國之旅主要的資料來源仍是這本傳記。矛盾的地方是，這本傳記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被看成是革命文獻，是要瞭解陳馬六甲一身革命事蹟的最重要的材料，如果衹用革命傳記的角度來閱讀將導致排除其跨越邊界的中國之旅，特別是由於這個華南／南洋華社的經驗對印尼人同時期的集體記憶而言是陌生的，因此論者談到陳馬六甲的「從監獄到監獄」都是跳過這段經歷不談，55至少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發現有探討陳馬六甲華南之旅的意義的文章。因此就革命家的身份而言，傳記對旅行文藝極為不合宜的文類，不合宜的原因並非是作者寫作的問題，而是作品被閱讀的問題。問題是以革命家行誼而言，如非革命傳記，…

相同的例子如航海家麥哲倫和庫克船長都是在旅行未結束前就身故了，但是他們本身至少都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足以做為旅程的基本文本，像郁達夫這樣能寫也應該寫的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在形式上也和傳統的遊記大不相同，其中國之旅是記錄在他的自傳「從監獄到監獄」之中的一部分，也是極為特殊的情況。這部自傳向來被認為是革命傳記，是亞洲早期共產黨人中少有的詳實自傳，在三大冊洋洋灑灑的自傳中，陳馬六甲花了一冊的篇幅來記錄他的中國之旅，如果我們將其與各不同的華人社會的生活經驗加在一起，包括 1920 年代到廣州參加共產國際，20 年代末期在菲律賓和華人論交，以及 1937 年離開華南到新加坡在華人社群生活，全部的經驗算起來，都可證明在華人社群生活是其革命之旅中具有十足份量的部分，而且是難以分割的部分。現在問題是，一個作品的其中一部分可否成為旅行文藝的討論對象？就陳馬六甲的旅行記錄而言，其自傳中的一部分是目前有關其中國之旅的唯一記錄。…

除了村中生活以外，他也開始在陳嘉庚的故鄉集美開始教書，教授英語，到了1936 年他甚至在廈門開辦了一所外語學校(School for Foreign Languages)，有中學生及大學生來學習外語，以英語為主，也有學習德語的，其中也有不少華僑子弟， 由於當時社會情勢使然，學生們熱衷國事，也有對社會主義有興趣者，他和部分學生在思想上有很多交流。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軍前來福建，陳馬六甲衹好選擇離開。從 1927 年到 1937 年，陳馬六甲總共在華南地區住了十年，他甚至曾經歸化成為中國國籍。38

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到了 1937 年已經結束，但是他和華人社會的因緣未了，離開廈門以後，陳馬六甲在東南亞幾個都市旅行，從仰光，柔佛，馬六甲到新加坡， 他發現在華人社群中生活反而比在馬來人社群中生活安全，他不用擔心被出賣，…

郁達夫的失蹤或死亡是旅行故事的高潮，多少年來對郁達夫的回憶文字都表達了對郁達夫生死之謎的關注。郁達夫的失蹤發生在戰爭結束以後兩週，正是他的繼任夫人第二次生產的前一天晚上失蹤的，失蹤當晚郁達夫家中還有幾個客人，一位青年來找郁達夫，該青年「像一個台灣人，也像一個印尼人」，隨後郁達夫和那人一起出門，從此再也沒有回來。32日後各方面的猜測與研究，則幾種可能性都分別出現，有認為是印尼人殺害的，有認為是被當地華僑殺害的，也有認為是被日本憲兵殺害，但是都沒有確實的證據，這個謎直到 1995 年才為長期從事郁達夫研究的日本學者鈴木正夫解開。33 

陳馬六甲是在 1922…

郁達夫也是一樣，郁達夫逃抵蘇門答臘實屬偶然，但是同一個時間選擇這一逃亡路線的，都有其他方式逃離，如日後主持盟軍和中國聯合抗日的情報部隊「一三六部隊」的林謀盛，25則是在蘇門答臘的巴東搭船到澳洲，繞道回到重慶；而當時和郁達夫一起逃難的王紀元，26則由蘇門答臘逃到爪哇島，和陳嘉庚一樣就在爪哇島隱居，27在整個日本佔領時期，身份完全沒有曝光。比較其他文人在南洋的日本佔領時期的低調及隱藏自己，則郁達夫這段彷彿雙面間諜的角色扮演，是在其不掩飾自己會說日語的必然結果，其實是毫無必要，這多少和郁達夫的性格有關，一面隱藏身分逃難，一面還要學習新語言、買書及吟詩，要以流亡心態來評價郁達夫的最後的人生旅程也有很大的困難。

綜觀陳馬六甲與郁達夫的旅程，如果我們以被迫旅居異域看成是流亡，那麼流亡衹是造成他們旅程的契機，而吸引他們繼續深入異地，則是其對於異境的興趣，…

從這個角度來看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以及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則都是兩重意義兼而有之。郁達夫在新加坡被日軍攻陷之前，身為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在陳嘉庚的安排下隨著三十幾位新加坡工作的「文化人」（作家與報紙編輯等），逃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為了身家性命，隱姓埋名，喬裝為本地商人，卻因為通曉日語，被駐守當地日軍徵調為通譯，並掩護其他一起逃難的文化工作者，郁達夫這個旅程本身已經是足夠刺激玄奇。然而這個旅程也對蘇門答臘這個環境有特別的意義，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對蘇門答臘基本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記錄，郁達夫連同其他作家的蘇門答臘之旅，留下大量的記錄，連帶對蘇島的各種情況，包括對蘇島的華人社會的情況，也一併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記錄。 

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也是一樣，他是在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上為各亞洲共產黨的代表，19…

許多出自流亡在外的陳馬六甲。在日本佔領期，印尼與日本合作時，檯面上和日本人合作的是蘇卡諾，暗地利用機會準備獨立的計劃，即有受到陳馬六甲策略影響的說法。後來日本投降後，蘇卡諾不敢擅自做主宣佈獨立，一群青年人綁架了蘇卡諾，才有了八月十七日的獨立宣言，這個青年組織也和陳馬六甲有關係。印尼獨立革命期間，他甚至一度被認為如在蘇卡諾及哈達被捕後即繼續領導獨立革命的繼任領袖。13 但是其事蹟一直隱密不彰，因為他早在 1920 年就成為印尼共產黨主席，14 該黨在印尼獨立前被荷蘭和日本當局強力的壓迫，獨立後又先後被蘇卡諾及蘇哈托壓制清算，而陳馬六甲本人在印尼革命時死於內戰，陳馬六甲的相關事蹟，例如其在印尼革命中的角色，仍是尚待探索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