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壇文風鼎盛，風起雲湧，多少也拜《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藝副刊及他們所舉辦的文學獎之賜。七十年代末，馬來西亞華人子弟繼續來台留學，其中不乏寫作人，如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他們在馬時即已開始寫作，甚至已小有名氣，來台後參加文學獎，成績斐然。馬華文學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後來從畢業多年的潘雨桐，到「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及未留台的）黎紫書，102參加台灣各大文學獎得獎如探囊取物。事實上，這五位「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不僅頻頻在台灣得獎，在星馬及中國的不少文學獎中也頗有斬獲。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當然不止他們五位，但以他們的表現最為出色搶眼，乃九十年代馬華文學風潮的興風作浪人物。如果說馬華文學作為新興文學，終於在世紀末像「遲開的玫瑰花」般綻放，沒有在世界新興華文文學中缺席，商晚筠、張貴興這批留台與得獎作家居功至偉，並不為過。馬華文學在五十年代末完成「馬來亞化」的使命，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展開，到新加坡的陳瑞獻等「六八世代」103與《蕉風月刊》合流，與現實主義文學形成「雙中心」並立的抗衡現象。104七十年代中葉以後，雙中心俱廢，雖有表現優異的個別作家，如宋子衡、溫任平、小黑、沙禽、菊凡、溫祥英、葉誰、洪泉、溫瑞安等，旦整體而言士氣不高，而這時商晚筠、張貴興等人在台冒出頭來，可謂為馬華文學展顏的曙光。到九十年代，當年的文學獎得主李永平與張貴興已交出了《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與《群象》這樣的長篇傑構，兩人在新興華文文學中的表現與地位，已足以和新興英文文學中的儒師狄(Salmon Rushdie) 相提並論。

102 我在一篇書評中宣稱「一九九０年代的馬華作家，當非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黎

紫書五人莫屬」，見張錦忠 2000: 54。

103「六八世代」為「一九六八年的一代」(Generation of 1968)簡稱。這是我在博士論文(Tee Kim Tong

1997)首次提出的說法。一九六八年，《南洋商報》文藝副刊編者梁明廣（完顏藉）發表了〈開個 窗，看看窗外，如何⋯⋯？〉與〈六八年第一聲雞啼的時候〉，頗有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宣言的味道。 同年，五月出版社成立，推出陳瑞獻詩集《巨人》、英培安詩集《手術台上》、賀蘭寧詩集《天朗》， 蓁蓁也自資出版詩集《塑像》，諸現代詩人經常共聚陳宅談文論藝，顯然當時眾人文學觀或文藝品 味相近。

這批留學台灣的馬華寫作人，不管是否留在台灣（入籍或居留），或是返回大馬，還是游離至新加坡（商晚筠）或棲身香港（林幸謙），身為華人社會的「留台知識群」，105他們深具歷史文化視野，往往能在風雨如晦的時代發出不平之鳴（如傅承得），他們以文化記憶的詮釋者自居，作品中也顯露若干跨國色彩。他們沒有左翼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傳統包袱，也不需眷戀現代主義的餘緒，既可正視歷史文化身份屬性等大敘事，也不避書寫身邊微物。重要的是，他們運用華文自如的本事，絕不下於任何中國或台灣作家；但華文對他們而言，並非「中國性」的緊箍咒，而是可塑性甚強的文字，足以承載任何異質思維與表現方式。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作者，這是他們克服純正中文的標準與侷限之能耐，例如李永平煉字，煉到後來，離一般台灣文學的標準言說愈遠，乃至批評家也得「抱著字典讀小說」。表面上看來，李永平是回到中國傳統小說敘事藝術，但是這回歸，其實是重新站在巨人（中國傳統文學）的肩膀，和他所看到的當代華文小說語言決裂。易言之，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馬華文學作者，有職責去尋找出和當代中國文學語言決裂的言說方式。這決裂的大前提是︰華文不是中國的語文，一如英文不是英國 的語文，也是美國、加拿大、印度、澳洲、紐西蘭、奈吉利亞等地的語文；海外的華文﹐總已是一種在地化的話語，一種道地海外的聲音（例如，新加坡有星英文[Singlish]，當然也有星華文[Singinese]），即使像李永平與張貴興那樣，遠離原鄉，到更接近「帝國中心」的台灣定居，筆下經營的仍是重聲眾聲喧嘩的「赤道形聲」。106換句話說，新興華文文學的華文是「異言華文」(Chinese of difference)，走的是異路歧途，文學表現也大異其趣，另有一番文化符象，這樣的新興文學才有其可觀之處。這樣的文學表現才能對馬華文壇新千禧年新銳發生影響。

新加坡的殖民/移民歷史和馬來西亞相似，但文化、語言政策不同。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獨立以前，曾是馬來西亞聯合邦的一州，馬華文學也包括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事實上，十九世紀以來，新加坡一直是馬華文學書寫的活動場域與營運中心。一九六五年，星馬分離成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但華文文學並為遽然離異，兩地華文報紙副刊共用，雙方作家也將作品互投兩地報刊。陳瑞獻在新加坡組五月出版社，與其他現代主義詩人形成前述「六八世代」，隨即成為《蕉風月刊》編委中的重要人物(mastermind)，策編了幾個重要專號。七十年代初以後， 兩地華文文學才漸漸形成涇渭分明的楚河漢界，兩國作家來往依舊，但那已是兩個文學系統之間的文學交流了。政府對文學的關注基本上是擺在英文文學上，新華文學雖然仍有潘正鐳這樣的優秀新生代作家出現，展示新風采，陳瑞獻，或自大馬移居星島的王潤華、淡瑩也還在創作，國際華文文學營也在此舉辦，陳瑞獻的多種文選也在九十年代由中國的出版社鄭重推出，在「帝國中心」發聲，107但大體上並沒有形成文學風潮。

104 雙中心並立當道，同為主流的概念，見 Zohar Shavit (1989)。

105 我無意獨尊留台人作為華社知識群的代表，因為我們可以輕易找到更多非留台的個人或群體， 在為華社發聲，對華社提出諍言，例如南大人，例如何啟良、張景雲，或非華文系統出身者，如柯 嘉遜。但是留台人在南洋大學被併入新加坡大學後，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的確頗能發揮知識份子 的社會介入精神。

106 「赤道形聲」是陳大為與鍾怡雯合編的馬華文學選集書名。

107 例如，《陳瑞獻選集》，徐鋒（編），五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蜂鳥飛：陳 瑞獻選集》，楊志鵬（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