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郁達夫與陳馬六甲的越境之旅(25)

七、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壇文風鼎盛,風起雲湧,多少也拜《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文藝副刊及他們所舉辦的文學獎之賜。七十年代末,馬來西亞華人子弟繼續來台留學,其中不乏寫作人,如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他們在馬時即已開始寫作,甚至已小有名氣,來台後參加文學獎,成績斐然。馬華文學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後來從畢業多年的潘雨桐,到「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及未留台的)黎紫書,102參加台灣各大文學獎得獎如探囊取物。事實上,這五位「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不僅頻頻在台灣得獎,在星馬及中國的不少文學獎中也頗有斬獲。九十年代的馬華作家,當然不止他們五位,但以他們的表現最為出色搶眼,乃九十年代馬華文學風潮的興風作浪人物。如果說馬華文學作為新興文學,終於在世紀末像「遲開的玫瑰花」般綻放,沒有在世界新興華文文學中缺席,商晚筠、張貴興這批留台與得獎作家居功至偉,並不為過。馬華文學在五十年代末完成「馬來亞化」的使命,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展開,到新加坡的陳瑞獻等「六八世代」103與《蕉風月刊》合流,與現實主義文學形成「雙中心」並立的抗衡現象。104七十年代中葉以後,雙中心俱廢,雖有表現優異的個別作家,如宋子衡、溫任平、小黑、沙禽、菊凡、溫祥英、葉誰、洪泉、溫瑞安等,旦整體而言士氣不高,而這時商晚筠、張貴興等人在台冒出頭來,可謂為馬華文學展顏的曙光。到九十年代,當年的文學獎得主李永平與張貴興已交出了《海東青》、《朱鴒漫遊仙境》與《群象》這樣的長篇傑構,兩人在新興華文文學中的表現與地位,已足以和新興英文文學中的儒師狄(Salmon Rushdie) 相提並論。

102 我在一篇書評中宣稱「一九九0年代的馬華作家,當非林幸謙、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黎

紫書五人莫屬」,見張錦忠 2000: 54。

103「六八世代」為「一九六八年的一代」(Generation of 1968)簡稱。這是我在博士論文(Tee Kim Tong

1997)首次提出的說法。一九六八年,《南洋商報》文藝副刊編者梁明廣(完顏藉)發表了〈開個 窗,看看窗外,如何⋯⋯?〉與〈六八年第一聲雞啼的時候〉,頗有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宣言的味道。 同年,五月出版社成立,推出陳瑞獻詩集《巨人》、英培安詩集《手術台上》、賀蘭寧詩集《天朗》, 蓁蓁也自資出版詩集《塑像》,諸現代詩人經常共聚陳宅談文論藝,顯然當時眾人文學觀或文藝品 味相近。

這批留學台灣的馬華寫作人,不管是否留在台灣(入籍或居留),或是返回大馬,還是游離至新加坡(商晚筠)或棲身香港(林幸謙),身為華人社會的「留台知識群」,105他們深具歷史文化視野,往往能在風雨如晦的時代發出不平之鳴(如傅承得),他們以文化記憶的詮釋者自居,作品中也顯露若干跨國色彩。他們沒有左翼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傳統包袱,也不需眷戀現代主義的餘緒,既可正視歷史文化身份屬性等大敘事,也不避書寫身邊微物。重要的是,他們運用華文自如的本事,絕不下於任何中國或台灣作家;但華文對他們而言,並非「中國性」的緊箍咒,而是可塑性甚強的文字,足以承載任何異質思維與表現方式。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作者,這是他們克服純正中文的標準與侷限之能耐,例如李永平煉字,煉到後來,離一般台灣文學的標準言說愈遠,乃至批評家也得「抱著字典讀小說」。表面上看來,李永平是回到中國傳統小說敘事藝術,但是這回歸,其實是重新站在巨人(中國傳統文學)的肩膀,和他所看到的當代華文小說語言決裂。易言之,作為新興華文文學的馬華文學作者,有職責去尋找出和當代中國文學語言決裂的言說方式。這決裂的大前提是︰華文不是中國的語文,一如英文不是英國 的語文,也是美國、加拿大、印度、澳洲、紐西蘭、奈吉利亞等地的語文;海外的華文﹐總已是一種在地化的話語,一種道地海外的聲音(例如,新加坡有星英文[Singlish],當然也有星華文[Singinese]),即使像李永平與張貴興那樣,遠離原鄉,到更接近「帝國中心」的台灣定居,筆下經營的仍是重聲眾聲喧嘩的「赤道形聲」。106換句話說,新興華文文學的華文是「異言華文」(Chinese of difference),走的是異路歧途,文學表現也大異其趣,另有一番文化符象,這樣的新興文學才有其可觀之處。這樣的文學表現才能對馬華文壇新千禧年新銳發生影響。

新加坡的殖民/移民歷史和馬來西亞相似,但文化、語言政策不同。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獨立以前,曾是馬來西亞聯合邦的一州,馬華文學也包括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事實上,十九世紀以來,新加坡一直是馬華文學書寫的活動場域與營運中心。一九六五年,星馬分離成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但華文文學並為遽然離異,兩地華文報紙副刊共用,雙方作家也將作品互投兩地報刊。陳瑞獻在新加坡組五月出版社,與其他現代主義詩人形成前述「六八世代」,隨即成為《蕉風月刊》編委中的重要人物(mastermind),策編了幾個重要專號。七十年代初以後, 兩地華文文學才漸漸形成涇渭分明的楚河漢界,兩國作家來往依舊,但那已是兩個文學系統之間的文學交流了。政府對文學的關注基本上是擺在英文文學上,新華文學雖然仍有潘正鐳這樣的優秀新生代作家出現,展示新風采,陳瑞獻,或自大馬移居星島的王潤華、淡瑩也還在創作,國際華文文學營也在此舉辦,陳瑞獻的多種文選也在九十年代由中國的出版社鄭重推出,在「帝國中心」發聲,107但大體上並沒有形成文學風潮。

104 雙中心並立當道,同為主流的概念,見 Zohar Shavit (1989)。

105 我無意獨尊留台人作為華社知識群的代表,因為我們可以輕易找到更多非留台的個人或群體, 在為華社發聲,對華社提出諍言,例如南大人,例如何啟良、張景雲,或非華文系統出身者,如柯 嘉遜。但是留台人在南洋大學被併入新加坡大學後,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的確頗能發揮知識份子 的社會介入精神。

106 「赤道形聲」是陳大為與鍾怡雯合編的馬華文學選集書名。

107 例如,《陳瑞獻選集》,徐鋒(編),五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蜂鳥飛:陳 瑞獻選集》,楊志鵬(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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