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尤其激發了兩個特別重要的討論：一是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可能存在的契合性，二是記憶與歷史的關系。如果所有人類記憶都植根於神經系統，並因此而在根本定義上就是個人化的，如何會有「社會」或「集體」記憶這一類的存在？相對於「歷史」而言的「記憶」作為一種關於過去的方法，有多大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用途，尤其當我們把記憶的流程與歷史編纂學的流程相對照的時候？

作為這樣一種雙重構建的「集體記憶」——首先是一種過去在被認知之前所通過的心理過濾機制，其次是對這種可能完全不存在於個體人類心智之外的過濾的抽象化——的真值又是什麼？根據阿斯特裡德·厄爾的說法：「我們對『記憶』之於『歷史』的關系的實際性質存在相當大的困惑。『文化記憶』不是歷史的他者，也不是個人記憶的對立面。相反，它是這種多元文化現象得以發生的情境的總和。」他還補充道：

盡管術語具有不可避免的異質性，（有意識的）記憶具有兩種普遍得到認可的核心特征：其與當下的關系以及其構建性的本質。記憶並非過往感知的客觀成像，更不是一種過往事實的客觀成像。記憶是一種主觀的、具有高度選擇性的重構，並由提取記憶時的具體情況所決定。記憶是一種將發生於當下的所有可見數據進行拼湊的一種活動。根據當下狀況的變化，每一個過去的版本也會隨著每次回憶而改變。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誰也不是過去的鏡像反射，而是身處當下、進行記憶活動的個人或群體之各項需求和興趣的一種表達指征。其結果是：記憶研究的興趣並非指向記憶中的過去之形，而是指向記憶活動所發生的具體當下。

由此，記憶研究不去嘗試重構或具象化過去發生的事件，而是尋求這些事件為了某個群體當下的目的和興趣而被喚起時所處的狀況與所歷的過程。這個有關如何看待過去的根本性重新定位與「歷史」和「傳統」都有所分歧：與歷史的區別在於它的興趣並非落足於過去本身，而是對過去持續且回溯性的形構；與傳統的不同在於它既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保守的，正因為對不斷演變的當下有所反饋，它是動態的與創新的。

舉一個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例子：2021年6月17日，六月節（即6月19日）被指定為紀念美國廢除奴隸制的聯邦法定節日。這是自1983年宣布成立馬丁·路德·金日以來第一個新定的聯邦節日。1865年6月19日發生於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敦市的歷史事件沒有發生過任何改變；有所改變的，是一個試圖從當下出發且著眼於未來而重新定義其政治認同的國家，它如何從現在開始通過每年對6月19日的慶祝和更新來對這些歷史事件進行集體性的紀念。請注意這裡的幾個關鍵詞：集體紀念、民族/國家、政治認同、當下與將來、慶祝以及更新。這些詞都是「文化記憶」的特征，也是其區別於「歷史」之處。從「文化記憶」的視角而言，重要的是在什麼狀況下、以何種目標、通過哪些流程來把某些發生於1865年的歷史事件重新銘刻進這個民族/國家的話語體系中。

故而，任何社會在任何歷史時刻的「文化記憶」都不是一種固定的存在，無論存儲和維護其持久性的物質載體與符號為何，建築銘刻也好，雕塑也罷，或者其他各類紀念碑，都不影響這一特征。它是一種持續的、永遠都在演化的更新行為，這種更新包含了抹除與紀念兩個方面。在一段時間內，某些地方或者群體的「文化記憶」可能看似已確定無疑，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會失去穩定性，或被重建，或被消除。這個過程永遠都是充滿爭議的。所謂「歷史」之爭根本不是關乎「歷史」，而是關乎記住些什麼，以及怎麼記住。這在一些存在不同群體爭相推舉不同記憶的社會尤其明顯，比如，他們會針對過去講不同的故事，或以不同的方式講過去的故事，近期刊載於《紐約時報》的1619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作者柯馬丁，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院，文史哲雜誌；收錄於合集 #《文史哲》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