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倫·坡身上——在波德萊爾和馬拉美眼裏的愛倫?坡——瓦萊裏看見了“明快的魔鬼、分析的天才、邏輯與想象力、神秘主義與明確計算的最新式、最有誘惑力組合的發明者、研究特殊現象的心理學家、研究和使用全部藝術手段的文學工程師”。瓦萊裏在論文《波德萊爾的情景》中寫了這段話；我認為這篇論文具有某種詩學宣言的價值；他還有另外一篇論愛倫?坡和宇宙創造論的論文，其中談到了《尤萊卡》（Eureka）。

 在論愛倫坡的《尤萊卡》的論文中，瓦萊裏就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而不是作為一種科學思辨的宇宙創造論提出疑問，並且雄辯地反駁了關於“宇宙”的觀念，這也是對於”宇宙”的每一個形象所具有的神話般力量的肯定。在這裏，正如在列奧帕第那裏一樣，我們也看到了關於無限的吸引力與排斥力。還有，在這裏，我們也看到了宇宙論猜想被看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列奧帕第就是在幾篇“偽經的”散文中來以此作為消遣品：《斯特拉托尼?達?蘭普薩科的偽經片段》談地球的開始、尤其是終結，地球變得扁平、空心，像土星環一樣，漸漸消散，最後在太陽中燒毀；他翻譯的一篇偽經猶太法典文段《大野雄雞之歌調》（Cantico del gallo silvestre），在這裏整個宇宙都毀滅、消失了：”廣漠無垠的空間中將籠罩著一種赤裸裸的寂靜和最為深沈的凝重感。這樣，宇宙存在的這種奇異而令人驚懼的秘密還未及探明和理解，就會消隱、化為烏有。”在這裏，我們看到，令人驚懼而又不可思議的不是無限的空無，而是存在。

 這篇講演一直上不了我預定的軌道。開始的時候，我是要談確切性、而不是談無限和宇宙的。我是想要告訴諸位我熱愛幾何形式、對稱、數列、一切可組合物、數的比例等等；我是想要解釋一番我就我對界限、量度等……的忠誠態度所寫下的東西……但是，很可能，正是這個關於形式的觀念引發出來了關於無限的觀念：整數序列，歐幾裏德直線……與其向諸位談我已經寫的東西，還不如談談別的更有意思，比如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不知道怎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又會促使我寫些什麽：有的時候我力圖集中精力寫一篇我想要寫的短篇小說，可是我卻又知道我感興趣的完全是別的內容，或者不是什麽具體的內容，而是不符合我應該寫的內容的某種事——這就是某一論據及其全部可能的變體或取代物之間的關系，在時間和空間中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這是一種吞噬一切的、毀滅性的著魔心態，足以使寫作無法進行。為了對抗這種心態，我想盡力限制我要談論的範圍，把它劃分為更為限定的範圍，再加以劃分，等等。可是另一種暈眩又襲擊了我，這就是細節的細節的細節的暈眩，我被拖進了無限小，或者極微之中，正如我以前被拖入無限大之中一樣。

 “善良的上帝在細節中。”我想用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這位偉大而有見識的宇宙論者的哲學來解釋福樓拜的這句名言；布魯諾把宇宙看成是無限的，由無數的世界組成，但是他又不能稱其為“完全無限”，因為這些世界中的每一個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上帝卻是無限的：“他的全部都是在整個世界中，而且是無限地、全然地就在這世界的每一部分之中。”過去幾年之內我最常讀、重讀和思考過的意大利文書籍之中，有保羅?傑裏尼（Paolo Zellini）的《論無限性的簡史》（Breve storia dell'infinito，1980）。本書以博爾赫斯對《龜的化身》的無限的攻擊開卷（這個概念令其他人走上歧途並且因惑），繼而評論有關這一議題的全部論據，結果，消散了這個議題，使無限性轉成為艱深的無限小。

 我認為文學作品的形式選擇和對於某種宇宙論模式（或者某種總體的神話學參照系）的需要之間的這種聯系，甚至在並未清晰宣揚這一點的作家身上也是存在的。這種幾何布局的愛好的歷史可以馬拉美開始在世界文學中探索，而這種愛好是以作為現代科學基礎的有序和無序的對照為基礎的。宇宙分解為一團熱，必定化為熵的渦動，但是在這個不可逆轉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某些有序的區域，即存在的一些部分，這些部分傾向成為某種形式；即某些特殊的點，我們在其中似乎可以見出某種圖案或者圖景。一篇文學作品就是這種最小部分之一，其中的存在物結晶成為一個形體，形成某種意義一一不是固定的、不是限定的、沒有變得巖石般穩固僵凝，而是像有機體一樣是有生命的。詩歌是偶然性的大敵，雖然它又是偶然性的女兒，所以，歸根結底，偶然性將會贏得戰鬥（投一次骰子不會取消機遇）。

 在這一語境中，我們可以看一看本世紀最初幾十年的形體藝術和後來在文學中蔚然成風的對邏輯的、幾何的和形而上學的程序的重新評價。如法國的保爾?瓦菜裏、美國的華萊士?斯蒂汶斯（Wallace Stevens）、德國的戈特弗裏德?本恩（Girlfriend Benn）、葡萄牙的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西班牙的拉蒙?德?拉?塞爾納（Ramon Gomez de la Serna）、意大利的馬西莫?邦探佩裏（Massimo Bontempelli）和阿根廷的霍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因為具有精確的小平面和能夠折射光線，晶體是完美性的模型，我一向珍視它，視它為一種象征；而且，這一偏愛已經變得更有意義，因為我們知道，晶體發生和成長的某些特性和最基本的生物體一佯，在礦物世界和有生命物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在我為尋求對想象力的刺激而涉獵的科學著作中，我最近看到，生命體形成過程的模式“清楚地體現在晶體這方面（特殊結構物的恒定）和火焰這另一方面（盡管內部強烈震蕩，依然保待外部形式的恒定）”。我所引用的是馬西莫?皮亞泰裏一帕爾馬裏尼Massimo Piuttell-Palmarini寫的序言，這本書是專論一九七五年在羅奧蒙特（Royaumont）中心由讓?皮亞傑（Jean Piaget）和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進行的一場辯論的（Lan- guage and Learning，198O，p.6）。火焰與晶體的對比的形象可以用來顯現向生物學提供的選擇，並且由此而過渡到關於語言和學習能力的理論。我現在是不談皮亞傑和喬姆斯基所提出的見解中包含的對科學哲學的意義；皮亞傑主張“噪音中的秩序”即火焰的原則，而喬姆斯基則讚成“自我組成的系統”即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