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於祖先的歷史記憶。 

如河南偃師緱氏鎮崔河的《崔氏家譜》中提到洪武年間，河南“遭受紅雨，人畜傷亡，人煙稀少”，於是從山西長子縣遷來。這實際上是與關於“紅蟲”的傳說相同的隱喻。關於官府把百姓騙到洪洞集合，然後強迫遷移的說法在族譜里也很常見。

有相當多族譜記錄了與“打鍋牛”傳說類似的故事。如密縣平陌鄉牛嶺村的《李氏家譜》說，其始祖兄弟三人定居後“依菜園、花牛、大鍋三物分為三家”，他們的始祖分得大鍋，被稱為“大鍋李”。濮陽縣郎中鄉梁大郭的錢氏、李氏、祝氏等家譜中，說是他們定居後“大鍋同餐，墾荒造田”，所以稱為“大鍋村”，後來再改為大郭村。河南溫縣招賢村《牛氏家譜》只是說祖先以“打鍋為計”，自洪洞遷至河南懷慶，而到山東無棣永灣鄉《牛氏家譜》中，就記載其祖先是在洪洞大槐樹下分路而遷時砸破大鍋，每人拿一塊碎鐵為紀念，“人稱打鍋牛”。這樣的說法還在其他姓氏的家譜中出現，如山東鄆城楊河口村的《楊氏家譜》說，“來時始祖兄弟二人，後以對認鍋鐵為記”。河北涉縣段曲村的民國《申氏墓碑》記載，“當分離之時，以鐵鍋粉碎為標記”。 

其實越是晚近修的族譜，吸收傳說的內容越多，而且明確寫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也越多。最早有這類記載的家譜是署明萬歷十四年（1586）的江蘇豐縣劉家營村《劉氏族譜》，說“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但此譜並非明代原本，傳抄過程中增改的痕跡很多，此句也有後世增添的可能。(20)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所有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洪洞的族譜在這一點上都是虛構的，也還有很多族譜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人口遷移是很頻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組織的移民行為也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就不能有洪洞來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東鄆城黃安鄉馮屯《馮氏族譜》雖然也在開始說“予家系出晉洪洞縣老鵲窩民籍”，但後面又談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縣城南羊獬，遷濮州城東金堤居焉”，羊獬村確在洪洞縣南，可見他們知道祖先確實來自何處，只是為了從眾而提到並不存在的“老鵲窩”。署乾隆三十六年的河北贊皇縣寺峪村《王氏功德碑》謹慎地說，“聞故老傳言，系山西洪洞縣柳子溝民籍”，而洪洞也確有柳溝和柳溝里的村落。問題在於這些在族譜中自稱是洪洞移民的數量太大了，對此，已有學者表示懷疑，並認可洪洞作為移民中轉站的說法，但這並無可信的史料依據。(21) 大槐樹、老鸛窩這些虛構的象征性地名又至遲在清代前期已經出現，流傳極廣。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社會這樣記憶他們的歷史，並導致歷史的重構呢？

三　記憶的缺失：對地方史乘的考察

讓我們暫時脫離傳說與族譜，對時間定位比較明確的地方文獻做一點考察。 

目前國內現存最早的《洪洞縣誌》是明朝萬歷年間修的，由於大部分傳說和族譜把洪洞移民事定位在明洪武或永樂時期（也有少部分定位在明中葉和清初），應該說這個版本距離這個時段還不太久遠，但全書竟沒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沒有提到過大槐樹和老鴰（鸛）窩。

(20) 如文中有“萬歷十三年清明節”的提法，而當時只作“清明”，不會有“節”字。另此劉氏後人近年曾持族譜赴洪洞與當地的劉氏家譜比對，發現無法將兩譜的世系對上，又因其始祖妣姓尹，懷疑其來自洪洞蘇堡鎮的尹壁。而當地的說法是，此地在清康熙年間曾修建水利工程，引水逼河改道，將原來的師村改為引逼村。再後來因尹氏人多勢大，才改稱尹壁，那已是其祖先遷移以後很久的事了。關於此大槐樹尋根的例子，中央電視臺有過專題報道。

(21) 參見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312—3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