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重寫馬華文學 —— 回應楊聰榮的回應

〈反思「南洋論述」〉並不是「文學批評的文學批評」，只是我們打游擊討論馬華文學也有多年，是該做個階段性的總結了。不過是一番自我批判的嘗試。雖然我並不是最佳的人選。剛好有這個機會，也不妨談談，且多老生常談， 如此而已。而我的目的也並非重構，而是更徹底的重寫。假設性的重構只是個起點，重寫才是遙遙無期的終點。能走多遠是個實踐回題。

在這樣的前提下，必須重述何以視域的調整是那麼的重要。首先，當然是為了告別那素樸的實證史學，無法理解視域調整的重要性的楊其實是想拉我們回到我們盡力想離開的地方，他說，我那樣做是徒勞的，不如回歸楊的立足點：「如深入文學的實證史學研究，也有可能從中提出更寬廣的論題」新加坡大學和馬大中文系和兩地民間學者這幾十年來走的正是這條路，以實證史學的方法「深描」出瑣碎，結果是迷失於經驗性材料的叢林裡，迄今不見有甚麼更寬廣的論題。文學事實往往被文學的歷史事實所錯置。實證史學的天真在於以為材料自己會說話， 孰不知材料是要被鞭打才會說話的。鞭打材料令其招供的便是各自的理論預設。這正是論述最危險的地方，所以才需要反思（就這一點而言也可以說，我和楊並不享有共同的認識論立場）。反思我們建構「南洋論述」的認識論條件。

在這個脈絡下，我不怕落伍之嫌引進在文化研究中因其原罪已被看做是條死狗的人類學，與及另一隻死狗詮釋學，依個人淺見，二者恰恰觸及了人文知識建構的可能性條件。基於反思的要求，原本還想談談「素樸」的精神分析（它現在還是頭猛虎）；然而從傅柯的《事物的秩序》最後一節對作為人文科學之一環的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扼要討論，哈伯馬斯《認識與旨趣》的人文科學的認識論批判，理論問題倒也不勞辭費了。基本的詮釋學要求，作為知識的倫理；基本的人類學視域，作為知識的倫理；基本的精神分析；作為知識的倫理。庶幾可以讓馬華文學論述不必總是陷於自以為超然客觀的膚淺。

關於人類學視域，「人類學」確實是修辭，它修辭「視域」。前此，華人書寫的三個語種的文學各自為政，研究者間幾乎也互不相通，它的整體性（華人文學、華馬文學）之建構不止具有整合性的理論力量，同時也具有政治力量。這之前我們個別都談過了。且華裔英文文學、華裔馬來文學具體可掌握的作品也並不是很多，且已累積了部份研究成果，對於精通馬來文、英文、中文的張錦忠和林建國而言，其實踐的可能性自然遠大於華人對政治的空想。如果要扣緊人類學，那對象只能是華人研究而非華人文學。況且，文學研究自有其專業在。

比較令人納悶的是，作者竟然暗示不加批判的在地知識是可靠的知識來源

（楊：「何以強要改變這個『文化持有者內部視界』所建構的既有馬華文學傳統？」）？又是實證史學的預設作祟？

在以上的前提之下，當然不可能為作為論述者的我們預設一個有粘土腳的立足點。

就個人的論述立場，我甚至也在考慮放棄「馬華文學史」這樣的書寫框架。史的時間延續的假定及強制、地域的限定、整體性⋯⋯那樣的體制無法容納郁達夫、辜鴻銘及其他大量精彩的歇腳客。

關於複系統，原想虛擬一個可以通吃海內外的「海外華人文學大複系統」及「大中華文學複系統」，因有點跡近無聊，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