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築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麼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第二，該書說，“宋元以來，都圖因時更易，國初洪洞都里舊四坊，統八圖（在城內），遵教廂（在城外北關），四鄉統十都，十都統九十八圖”，然後具體記載了各都所統各圖的名稱。(23) 在所發現的墓誌、碑刻、家譜中，自稱祖先來自洪洞某某具體地方的，都很難與這些記載的地名對上號。 

第三，按該書的統計，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戶，92872口；永樂十年，有11592戶，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戶，98240口。(24) 如果這些數字是可以信賴的話，那麼永樂年間比洪武年間少了300多戶、近5000口；成化年間也是許多地方記載從洪洞向外移民的一個時期，這時比永樂時少了140多戶，但人口增加了1萬多。我們不能斷定少的這些人戶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話，這樣的規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也還是個問題。

但上面都還說的是關於洪洞移民的問題，而與我們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本書關於廣濟寺的記載。在較晚近的記載和傳說中，廣濟寺就是大槐樹的所在地。“廣濟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貞觀二年建，節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賈村北，官路西，寺名仍舊”，只字未提大槐樹事。(25) 順治《洪洞縣續誌》（趙三長修，晉承柱纂，1656年）與康熙《洪洞縣續誌》（邵琳修，王澤溥纂，1673年）也沒有任何記載大槐樹、老鴰窩以及洪洞移民的資料。而雍正《洪洞縣誌》記載廣濟寺條與萬歷誌基本相同，唯後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橋寺舊址。”(26) 說明廣濟寺至遲已在晚明以前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廣濟寺曾有過大槐樹的話，這棵樹一般是不會與寺一起遷到後來的這個地方的；如果大槐樹是在後來的這個地方的話，那麼它必不會與明初的廣濟寺有什麼關係。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廣濟寺那里有棵大槐樹，曾與移民史事有關；至遷寺之後，則在某個時期根據以前的說法在這里再造一棵大槐樹。

 直到民國6年的《洪洞縣誌》中，大槐樹移民才有了痕跡。在其卷7《輿地誌·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誌遺跡。”(27) 同時，該書卷17《藝文誌下》還記載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舊》等詩：“予家老籍洪洞，以數百年於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緣也，感而賦詩，時主玉峰書院講席。”詩雲：

吾家遷居舊槐里，五百年來還過此。男兒有誌在四方，況此他鄉是故鄉。入鄉不識鄉間路，父老當年釣遊處。一經蓮橋花滿城，問津疑是桃源渡（第43頁上）。 

又有其《玉峰書院雜詠四律》，一首為：

相逢父老話因緣，故里重尋竟失傳。世代難稽新譜系，釣遊仍是舊山川。更無喬木辦榆社，剩有唐風蟋蟀篇。城郭依然人事異，那堪丁鶴去家年（第43頁下）。

(22) 喬因羽修，晉朝臣纂：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1《輿地誌·城池》。

(23)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1《輿地誌·都鎮》，第17頁上—18頁下。

(24)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2《田賦誌·戶口》，第1頁下—2頁上。

(25)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8《雜撰誌·寺觀》，第57頁下。

(26) 雍正（1730）《洪洞縣誌》卷8《雜撰誌·寺觀》。

(27) 孫奐侖、賀椿壽修，韓坰纂：民國（1917）《洪洞縣誌》卷7《輿地誌·古跡》，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第9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