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像徵與族群歷史(8)

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築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築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麼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第二,該書說,“宋元以來,都圖因時更易,國初洪洞都里舊四坊,統八圖(在城內),遵教廂(在城外北關),四鄉統十都,十都統九十八圖”,然後具體記載了各都所統各圖的名稱。(23) 在所發現的墓誌、碑刻、家譜中,自稱祖先來自洪洞某某具體地方的,都很難與這些記載的地名對上號。 

第三,按該書的統計,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戶,92872口;永樂十年,有11592戶,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戶,98240口。(24) 如果這些數字是可以信賴的話,那麼永樂年間比洪武年間少了300多戶、近5000口;成化年間也是許多地方記載從洪洞向外移民的一個時期,這時比永樂時少了140多戶,但人口增加了1萬多。我們不能斷定少的這些人戶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話,這樣的規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也還是個問題。

 

但上面都還說的是關於洪洞移民的問題,而與我們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本書關於廣濟寺的記載。在較晚近的記載和傳說中,廣濟寺就是大槐樹的所在地。“廣濟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貞觀二年建,節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賈村北,官路西,寺名仍舊”,只字未提大槐樹事。(25) 順治《洪洞縣續誌》(趙三長修,晉承柱纂,1656年)與康熙《洪洞縣續誌》(邵琳修,王澤溥纂,1673年)也沒有任何記載大槐樹、老鴰窩以及洪洞移民的資料。而雍正《洪洞縣誌》記載廣濟寺條與萬歷誌基本相同,唯後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橋寺舊址。”(26) 說明廣濟寺至遲已在晚明以前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廣濟寺曾有過大槐樹的話,這棵樹一般是不會與寺一起遷到後來的這個地方的;如果大槐樹是在後來的這個地方的話,那麼它必不會與明初的廣濟寺有什麼關係。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廣濟寺那里有棵大槐樹,曾與移民史事有關;至遷寺之後,則在某個時期根據以前的說法在這里再造一棵大槐樹。

 直到民國6年的《洪洞縣誌》中,大槐樹移民才有了痕跡。在其卷7《輿地誌·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誌遺跡。”(27) 同時,該書卷17《藝文誌下》還記載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舊》等詩:“予家老籍洪洞,以數百年於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緣也,感而賦詩,時主玉峰書院講席。”詩雲:

 

吾家遷居舊槐里,五百年來還過此。男兒有誌在四方,況此他鄉是故鄉。入鄉不識鄉間路,父老當年釣遊處。一經蓮橋花滿城,問津疑是桃源渡(第43頁上)。 

又有其《玉峰書院雜詠四律》,一首為:

 

相逢父老話因緣,故里重尋竟失傳。世代難稽新譜系,釣遊仍是舊山川。更無喬木辦榆社,剩有唐風蟋蟀篇。城郭依然人事異,那堪丁鶴去家年(第43頁下)。

(22) 喬因羽修,晉朝臣纂: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1《輿地誌·城池》。

(23)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1《輿地誌·都鎮》,第17頁上—18頁下。

(24)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2《田賦誌·戶口》,第1頁下—2頁上。

(25) 萬歷(1591)《洪洞縣誌》卷8《雜撰誌·寺觀》,第57頁下。

(26) 雍正(1730)《洪洞縣誌》卷8《雜撰誌·寺觀》。

(27) 孫奐侖、賀椿壽修,韓坰纂:民國(1917)《洪洞縣誌》卷7《輿地誌·古跡》,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第9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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