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我們」與「他們」談馬華文學在台灣楊聰榮

楊宗翰這篇文章顯然有很多長處，一個長處是發現開創文學史的新視野，宣稱「馬華旅台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這是氣魄十足而令人期待的命題， 另一個長處是以國族與性別為主題同時檢視神州詩社的兩位主角溫瑞安與方娥真，找到為前人所未見的議論角度，還有一個長處是從同樣的「指涉中國文化的符號」區分出三位作家溫瑞安、陳大為與林幸謙不同境界與手法的「認識中國的方法」。可惜的是，幾個長處放在一起，卻沒有發生互相配合輝映的效果，長處反而發揮不出來而互相牽致。

就第一個長處而言，作者顯然抓住了一個極佳的角度與題材，一開始就宣示一個宏偉的文學史角度，以一句話做為開頭第一個段落，立刻產生令人高度期待的震撼效果，如果作者能讓兩個內容豐富的文學範疇互相碰撞，應該可以產生引人入勝的火花。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真正讓這兩者碰撞，就台灣部分，作者花了相當篇幅去抱怨馬華文學遭到忽略，抱怨的同時對台灣文學史的假定並沒有離開既有的框架，然後介紹回顧馬華文學，論述的架構也沒有超出既有馬華人論馬華文學的範圍，文中雖然列舉了許多人與人的關係，距離文學史仍然很遠，可以說仍是馬華的架構看馬華，台灣的架構看台灣，原有文學史的理解框架當然是各自表述，自然未能使兩者交鋒。造成可惜的原因是，文中缺乏實質的文學史論題，更別說到台灣文學史的論題，台灣文學史雖然上了標題，卻文中最弱的一環，這種情況下自然無法讓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產生對話。

就第二個長處而言，同時將國族和性別的議題同時關照神州詩社的創作情境與表現主題，特別是以性別意識不隨國族論述共舞的角度來凸顯方娥真在神州的位置，從而挑戰了余光中、黃錦樹以及其他評論者對神州整體或個別作者的既有論述，當然是值得嘉勉的。可惜的是，同樣的主題卻沒有持續發揮，到了論陳大為時隻字未提，其實不提反而好，論到林幸謙時提了一下，衹說是「林氏詩中出現的女性角色也值得注意」，但是該如何注意著墨不多，反而以跳躍式的論證得到這樣的結論：「都因為他們的「邊緣性」而被書寫者選為自身焦慮的排遣出口」， 含糊其詞而無詳加說明反而可惜了一個好題材。造成可惜的原因正是作者性別意識的立場，衹在討論女詩人的作品時才有討論性別意識的意圖，放掉了國族與性別議題並列的顛覆性的效果。

就第三個長處而言，對三位作家對中國性的開展有不同層次的討論，以符號與指涉以及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來討論溫瑞安，以符號解構歷史性的角度來討論陳大為，還有以真實虛幻變形轉換來討論林幸謙，都有相當程度地掌握，同時將論題與作者的認同處境相連結，清楚地呈現三位作家的特點，如作者所言，「他們… 所產生的創作既是愛恨交加，又見矛盾糾葛，恰是旅台文學精采之處。」可惜的是，作者卻硬生生地將這三者各具風格的中國性的開展，和他們所經驗的台灣時空互相結合，因此才會問了這麼一句「娜拉式」問題，「但林幸謙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顯然以台灣的格局來限制馬華作家，使其精采之處無以充分展開。

長處未加發揮，日後總有機會彌補，期勉作者再接再厲。但是文中涉及作者對文學史的立場，卻值得進一步加以檢討，既然作者已經對「在台灣的馬華文學」與「台灣文學史」做了宏偉的宣稱，即「馬華旅台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澄清其關係的實質意義，難保未來不會有人不假思索地就接受這個命題，如同有馬華文學論者在有了「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之後就以為馬華文藝有了獨特性，如同有台灣文學論者在有了台灣「鄉土文學」論爭之後就以為鄉土文學屬於台灣文學一樣。筆者並不一定肯定或否定這些命題的有效性，但以為這些命題的有效性端視放在什麼基礎來討論。

那麼說「某某文學本來就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這句聲明的主詞是作家或是作品，大概不會有太大問題，舉例而言如果聲明「李永平或其作品是台灣文學史應該討論的課題」，如同對張我軍、張系國、李敖、西西甚至是張愛玲等作家做出同樣的宣稱一樣，應該是沒有問題，看是從什麼角度來論，作家不一定出身台灣，甚至不一定和台灣有實質的時空交會，一樣可以放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討論，對文學史而言，文學內涵的交會更重要。反過來說， 作家與作品旅居外地，衹以原來的範疇稱呼並不會減損其值價，聲稱其為另一地的文學也未必增加其名聲，阿城與金庸的作品在台灣受歡迎並產生各種有實質意義的互動與影響，也沒有必要將之稱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作家與作品是超越地域，假如作家或作者原來被認知的屬性很好很適切，縱使有很多交會或是影響， 未必要放在同一個文學史的框架。

由此來看，聲稱某某文學是台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是奇怪的，如同將在澳洲出版、在澳洲受歡迎甚至移民澳洲的美英文學作家及其作品一概稱之為澳洲文學的一部分一樣，有幾分夜郎自大的感覺。處理文學史最好的做法還是以個別作家或是作品來討論，除非某一文學集團是以集體身分介入另一個文學史的場域。這些馬華作家的作品或在台灣出版，或者獲得文學獎，或是旅居台灣，其作品對話的對象是超越台灣的地理限制，作品或是以馬華社會為參考對象，或是和整個華文世界交會，甚至是與一個虛構的「中國」或是「文化中國」神交，如以馬華文學來理解適切合宜的話，就以馬華文學來理解。若以其作者漂流他鄉，就要以台灣文學或是香港文學甚至新加坡華文文學來理解，就不免論域混淆，反而消解了「馬華文學的獨特性」，並非不可，但看有無必要。

問題出在作者文中所稱的「他們」，作者所指稱的「馬華旅台文學」或是「馬華旅台作家」，其「旅台」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文學史意義，或者說「旅台」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台灣文學史意義。作者聲稱用「旅台」一詞，和大馬人慣用的「留台」一詞是「在概念上其實並無多大差異」，對照大馬社會對「留台」的用法，還是有很大的差別。「旅台」是個狀態，離開台灣就失去了做為旅台的狀態，從作者對於溫瑞安與林幸謙離台以後的惆悵，可以知道作者是相當在意作家是否是處在旅台狀態，這和「留台」是大不相同，「留學台灣」則是個經驗，在大馬的脈絡中，留台生回到大馬還是留台生，去了香港或是世界各地，也還是帶著「留台」色彩，或濃或淡，留台生不管是不是旅台，並沒有排斥受台灣經驗的影響，怎麼作者排斥了不再旅台的溫瑞安與林幸謙呢？不再旅台的溫與林都還和台灣保持 有機的互動，可見旅台與否並非重要的文學史課題。反過來說，「留台」的經驗則對馬華作家有影響，在馬華文學史的架構中是有意義的，也有相當的馬華文學論者從這個角度來發揮，從這個角度來說，馬華作者的旅台經驗並沒有被忽視， 主要還是看論者發言的位置。

作者發言的位置正是最須要檢討的地方，作者一再以「我們」為立場發言，文中的「我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從作者的行文，顯然地作者專指在台灣的人，才會說「想想他們」，「也促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相關問題」，這裡的「我們」不但排除了台灣以外的人，也把「他們」排除在「我們」之外。因此「他們」想的是馬華文學，「我們」則該想台灣文學的問題，作者以「台灣文學的觀察者」的身分，先將「他們」排除在「我們」外，然後再做出宣稱，應該把他們包括進來。當作者一再抱怨台灣忽略了「他們」，而假定「台灣讀者」對「他們」是不瞭解的、無所知的，正是強化「我們」對「他們」排斥性，而正是作者無法使兩者產生對話的原因。其實作者可以完全不須以「台灣文學」的「我們」的立場來討論馬華文學，如果對馬華文學有自己的見解，直接討論馬華文學即可，如同在美國研究澳洲文學或是在澳洲研究美國文學，其中縱有許多交鋒，誰也不須要成為對方的一部分即可進行研究討論。作者矛盾的地方是，如果作者以為旅台馬華作家應該是台灣文學的一分子，「我們」已經包含了「他們」在內，而「他們」也對馬華文學（而非馬華旅台文學）做出相當成就的討論，如何可以說「我們」忽略了「他們」；如果作者的思考的立場「我們」是不包含「他們」在內，作者當然可以直接討論「他們」，而不必把「他們」放在「我們」的框架來討論。

其實作者完全可以直接從事馬華文學史的討論，完全不須引用「台灣文學史」的架構，如同作者所言，「我們應該注意檢視的是他們作品的質量，而非計較他們認同哪裡」，強把馬華作家拉到台灣文學史的場域來，而沒有提出實質的文學史命題，其實反而對於原來馬華作家原來可以在大馬境外可以找到一個相對自在的空間形成干擾，馬華作家完全可以在原有的框架中活得好好的。反過來說，作者也可以完全以台灣文學史的立場，而不須要「馬華旅台文學」的概念，直接討論溫瑞安或是陳大為，這樣反而更容易使作家的馬華性與台灣文學情境互相交鋒。作者如果以台灣文學史論者的角度，與馬華文學史產生直接對話，則應該提出文學史的命題，且不應該直接以幾位留台馬華文學論者的立場來論馬華文學，他們有他們的文學處境，與台灣文學史論者的歷史處境並不相同。以作者所論述的中國性論題為例，台灣文學史的處境是長期在官方以各種資源提倡中國性的前提下發聲，和馬華文學史長期在官方政策以各種資源消解中國性的條件下成長，有不相同的理解脈絡，要讓兩者對話則必須思考怎樣的對話角度是有意義的。

回過頭來看作者的文學史立場宣誓，將兩個原來不能互相消融的文學範疇結合在一起，正是造成長處變成可惜的原因，作者開天闢地的開場白，「馬華旅台文學是台灣文學史寫作有待填補的空白。」即是作者論域不清之焦慮所在，假如作者認為台灣文學界對馬華文學，缺乏「真心想了解和對之進行學術討論的熱忱」， 作者應該建立自己的台灣文學立場，然後設法讓兩者產生對話才是。然而文中卻除了開頭的立場宣示與文章前後為馬華文學在台灣的遭遇抱怨叫屈以外，沒有對台灣文學史提出如同留台馬華論者對於其馬華文學史論歷史困境加以反省而提出論題，反而使台灣文學史的提法在這裡顯得多餘。不過如果作者願意調整議題架構，以作者所提出的國族與性別議題為重心，或是充分發揮馬華作家幾種不同的「認識中國的方法」，來詳細論述溫瑞安、方娥真、陳大為與林幸謙的文學作品──這正是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應該也還可算是架構清淅、理路分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