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第二個質疑開始，作者所擔心的複系統理論的「運用上的危機」，正好顯示作者在重構論上的立場的游移，如果作者當真以大馬華人文學為立場，而非大馬華文文學，這正是大中華文學論述或是世界華文文學沒有辦法收納之處，不能明白何以有運用的危機產生。即使作者從自己的主張退卻下來，僅僅考慮華文文學的範圍，以作者多年對馬華文學研究視域的開拓及對馬華文學現代主義中國性一元化的批判，應該不難看出，以複系統理論所強調符義建構過程的異質性，以及文學歷時演變過程中多元交錯的系統複雜性，比較可能的是馬華文學複系統包含大中華文學，而非倒過來如作者所擔心的，馬華文學被大中華文學論給收攏過去。

就第一個質疑而言，作者特別提到造成複系統論迴避介入現實，是由於複系統論的第 6、 7 要點暗含對客觀性的強調，這兩個要點到底是什麼呢？分別是「６. 反對以價值判斷為探討對象的先決標準。」、「７.重非菁英式、非評價性的史學觀。」，顯然的以這兩個要點來質疑複系統理論是難以成立，兩個要點都可以成為積極介入的立場，很難得到因為兩個要點強調客觀性而形成安全距離的關連性。作者的這個質疑是奇怪的，作者所強調的重構論的幾個基本態度，「文學史其實先於國家的歷史」，而希望避免「好不容易稍稍從政治的、意識型態的場域拉回文學－文化場域的問題退回到原來的混亂狀態」，對於避免非文學性的干擾做出這樣強烈主張的文學論者，竟然會去質疑去除先決價值判斷與去除菁英式成見的原則，令人費解。

這兩個質疑顯示了作者對重構論述的認識對象的多元性信心不足，同時也對重構論者應以何種立場介入現實立場不定。然而在第三部分，作者從「素樸詮釋學」原則來解釋人類學者對於研究對象與知識論立場以類比作者的馬華文學論述位 置時，正好洩露出何以作者在前述質疑中理論立場遊移的原因，那正是作者自己重構論者的發言位置的困境。作者先檢討張錦忠的政治願望，然後認為這個政治願望正是張錦忠自己提出來具有局限性的本土知識，然後結合人類學對文化持有者內部視界來建構對象的傳統以及吉爾茲對於人類學知識的文化闡釋理論，以詮釋學的角度來解釋人類學從文化持有者內部視界出發來建構對象。用來表明作者「有意識地讓自身位居」同時有貼近感知經驗與遙距感知經驗之間的位置，即作者馬華文學論述的位置，因為這是一個有於詮釋循環的位置，可以融合與攻錯外視域（理論）與內在視域（在地知識）。

作者立場的游移顯然導因於這個有利位置，以作者所用的人類學視域來作比喻， 作者的處境正如同「土著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一般，介於研究對象與知識界之間，研究對象是自己原來的社會，現在所處的位置和對話的對象則是人類學界。土著人類學家在研究上當然是居於有利的位置，可以創造不少成就， 是有其獨特性之處，但是如果自我外化，也可能產生場域錯置，兩頭不到岸的困境。例如以人類學家的學術語言回過頭去批評指點原來所屬的土著社會，或是自以為擁有本地知識，不再去做深描的工作，自然也無法提出對人類學界有啟發性的議題。

作者顯然對既存的文學論述有相當程度地不滿，視既有的馬華文學研究為「荒涼的場域」，對「傳統視域」的實證史學（以方修與楊松年為代表）不屑一顧，對於混雜的語言現象描述為「失聲」等等，足見作者心理有一把尺，以這把尺衡量既有，各方面都不足，「缺乏經典」，寫作與批評都「荒蕪」等等，這把尺顯然不是從「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出發，而是和作者的發言位置所得到的資源有關，那麼在反思的時候，最須要檢討的是這把尺，必須反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以及所處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視野。如同檢討人類學者的知識一樣，檢討個別學者的發言位置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而是人類學者所處的社會及其視野的局限。

從這個角度來看，作者還是有相當的自知之明，在文章的最後以「馬華文學－論述與台灣文學－學術場域」為題，含蓄地指出這個有利的發言位置的弱點。作者在詢問何以前人有相同位置時，不能在這個園地上開發，已經點出了其所在的學術場域之視野的局限。其實作者的困境也是因此產生，台灣這個場域所能夠提供的資源有其格局上的限制，至少在作者所提出來的馬華性方面就十分貧乏，更別說到提供其他非西方非中華的其他資源，這正是作者所意識到悄然寄駐的台灣性之一。然而這並不表示所有在這個發言位置的論者都有同樣的困境，當作者意識到可能的問題，就有可能轉換戰鬥位置，如同作者所說的，馬華特性當初本質上的立足點，馬華文藝的獨特性，一開始就是有其策略性與戰鬥性，作者如能不斷地回頭省視它的開端，能夠隨時重新開始，當然是有轉化困境為有利位置的本錢，其實作者的學術熱情才是發聲議論的最主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