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在明清以來的華北各地流傳甚廣，研究者多認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並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但其中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其實無論口碑傳說、族譜還是碑刻、地方誌等文獻，都反映了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這些記憶中，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發展的歷史，北方族群關係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影響的歷史，也看到晚清民國時期地方士紳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後的時代取向或追求現代性的努力。

關於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問題，由於北京、河北、山東、江蘇、陜西、河南、安徽、東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許多地方長期廣為流傳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並大量載之家譜、墓誌和地方誌，因此多年來為學術界關注。① 據目前的文獻資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動事屬無疑，但根據譜牒統計祖先來自此處的達到11個省的227個縣，移民人口達到百萬以上，也引起眾多學者的懷疑，但終無合理的解釋。如果追尋有關此事的傳說和歷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遷移過程中的共同心態、移民有關祖先和家園的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大槐樹或老鴰（鸛）窩被塑造成為一種神聖象征的過程，對此類話語背後的意義進行福柯（M.Foucault）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探究，也許可以發現這些話語和象征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也可以通過研究這些傳說的不同類型和傳承特點，發現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氛圍（socio-cultural context）。

關於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傳說故事，包括遷民緣起的傳說、大槐樹地點的傳說、官府強迫或欺騙遷民的傳說、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打鍋牛”分家的傳說、遷民定居過程的傳說等若干類，每類下又有不同版本的異文。我們似乎從中可以發現，盡管這些傳說的產生很難定時（timing），但其基本母題和主要情節是在兩個特定歷史時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後的明清漢族族群意識重塑時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意識構造時期集中產生的，探討諸如這樣的一些歷史過程，也許可以被視為采用歷史人類學視角的思想史。 

一　集體記憶之一：大槐樹傳說故事諸文本 

“若問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鴰窩。”② 關於大槐樹和老鴰窩（其實文獻中多寫作老鸛窩），即使地方文獻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屬光緒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閻河村《始祖劉旺登墓碑》記：“劉氏相傳本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村人也。”屬光緒十三年的山東菏澤糞堆王《王氏譜序》說：“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曹縣大馬王《王氏合譜》說：“始祖原系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老鸛窩之民。”民權縣的《段氏歷代世系姓考》說：“洪武三年，奉令由山西洪洞老鸛窩盧家村……遷移冀、魯、豫三省交疆之地。”這都是把它們傳為地名的。另外也有屬康熙六十年（1721）的河南內黃邢固《王氏祖碑》稱“山西洪洞縣棗林村，乃余家祖居也”，③ 而眾所周知，棗林村或棗林莊是山東移民通常傳說是自己祖籍的地方。還有山東滕縣的黃氏族譜稱祖先來自洪洞的喜鵲村，江蘇沛縣孫氏家譜稱來自洪洞喜鵲窩，這應該是因“老鴰”即烏鴉通常被視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為表示吉利的喜鵲，“鴰”寫作“鸛”或亦因此故。因此，應把大槐樹和老鴰（鸛）窩視為民眾便於傳承歷史記憶的符號，而不必與歷史真實聯系起來。

註釋：

① 國內如1933年馬長壽的《洪洞遷民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郭豫才的《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第7卷第10期，1937年）等，一直到近年來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黃澤嶺《移民大遷徙》（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等多書及多篇論文都涉及這個問題；國外如日本瀨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牧野巽《中國の移住伝說》（《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東京：禦茶水書房，1985年）等書都有論及。

② 首句也有“問我祖先來何處”、“要問老家哪里住”、 “問我老家在何處”等等大同小異的異文，末句“老鴰窩”亦多寫為“老鸛窩”，一些文人的詩歌中也有“窩稱老鸛曾遷客”、“窩名老鸛相傳久”之句。“老鴰”即指烏鴉，較好理解；而“鸛”為水鳥，也常夜棲於高樹。據說這些鸛鳥生活於附近的汾河，1991年清明節期間還大批飛來，落於第三代大槐樹上。參見黃有泉、高勝恩、楚刃：《洪洞大槐樹移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頁。承蒙山西大學行龍教授惠贈此書，特致感謝。

③ 以上參見張玉吉、林中園、張青編：《洪洞古大槐樹誌》第3、4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承蒙山西大學行龍教授惠贈此書，特致感謝。

原题《祖先记忆、家园像徵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收藏自 《爱思想平台》2019-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