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後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後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餘年，現有五世祖孟旸於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麼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族譜編修因為各種原因中斷，導致早期的族譜丟失，後人無法忠實於最初的記載，應該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前舉河南洛陽西山嶺頭康熙修《李氏家譜序》中，雖明確指出其先祖於洪武二年（1369）來自洪洞，但也提到這中間已間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闖賊寇境，玉石俱焚，家譜遂不復為所有”。同樣，河南濮陽縣謝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謝氏創修家譜序》中也明確記載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帶著家譜遷徙到這里。但“洪洞載來之譜已於明季亂離之際，遭兵火為灰燼矣”。這樣的說法在族譜中非常常見，使我們有可能質疑清人重修族譜時對祖先來歷的說法是否失實。 

有一些族譜的內容似乎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後人如何撰寫家族歷史的信息。河南新鄭大司村清嘉慶年間的《司氏墓碑》開始即宣稱：“我司氏自山右遷豫也，數百年於茲矣！”然後碑文敘述說，其始祖在明代永樂年間以廩貢擔任直隸沙河知縣，致仕後“永籍鄭州”，並未提到有山西之事。在明末動亂時，家族的墓碑全部損毀。後來聽到“鞏邑王氏話及洪武七年秋，自洪洞斷橋河遷民。全冊其家世世藏之，即令余族侄名權及喬年者，遂往抄冊。雲欽命侯監理都察院大學士率遷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鞏之背陰，分業務農。吾祖季昆三人，牌分第十七，遷鄭遂定焉”。也就是說司氏在一個姓王的家里看到當年洪洞遷民的花名冊，而他祖先的姓名就在上面，才知道自己是從洪洞遷來。我們不敢確定當年是否存在這樣一份花名冊，因為其中的說法過於離奇，但至少可以知道司氏祖先來歷的確定，是從不相幹的王氏那里得來的，而且由此便與王氏產生了祖先來歷的認同。

河南偃師遊店村清道光年間《滑氏族譜》的寫序者對這樣的祖先溯源持謹慎態度，但又不願意對這樣眾口一詞的說法予以否定。他用“相傳”這樣的詞，記載他的始祖母於明洪武年間率三子從洪洞遷到此地。然後自問道：“或問遷民之說端何時？”他用《明史》中關於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的說法為自己的問題找到答案：“其在明初無疑也。”接下來他又自問：“未遷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鄉尚有何人？熙曰無據。老人相傳，自洪洞大槐樹下遷來。一說山西遷民不遷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驟然行文，獨遷洪洞，所以傳至今日，凡屬遷徙者各族，皆有此說。”基本上采取從眾的態度。類似的還有山東蒙陰縣北樓村民國3年（1914）續修的《趙氏家譜》，說明初的確曾遷山西民到山東，“吾趙氏祖創居蒙之北樓村，適於其時。意者來之洪洞之說，理或然歟”。因為祖先始遷的時間與這一事件相合，便說其祖先來自洪洞似乎應該符合邏輯。 

又民國時有河南扶溝李氏一族為修族譜，專門就自己祖先來歷向洪洞寫信詢問：“如我李氏鼻祖，傳聞自山西洪洞遷豫，即故諸舊家譜，亦多雲然。雖然獨有說焉，有雲遷自洪洞大槐樹下者，有雲遷自洪洞李太村者。解者謂元季有李太，官至吏部尚書，村以人重，故相傳稱其村曰李太村，紛綸不一……伏望閣下費神掌故，格外垂青，請將李太村在城某方，相距若干里，古槐尚存與否……願乞勿惜金玉，復示顛末。”結果獲得了肯定的答復，說“古槐在城北五里之遙，原屬大槐樹保，名（？）管轄村莊很多，而李太村與焉”。可見時人並不相信大槐樹是祖先生活的地方，希望找到具體地點，實際上這個李太村也並不見於地方文獻，被載錄在《李氏探源書》中的這次書信往還還是有頗多疑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