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已經提到“舊槐里”一詞，大槐樹在此時已為遷民故里的象征無疑。據同書卷18《雜記誌》：“邑山長祁宿藻，字幼章，壽陽人，由翰林檢討官至江寧布政，相國文端公同母弟也。道光年嘗主玉峰書院講席。文端曾寄以詩雲：蓮花好城郭，槐樹舊村墟。至今人猶傳誦之，蓋以邑為蓮花城，並大槐樹古跡而言也。山長自署老籍亦洪洞。”（第16頁上）(28) 這與目前所見較早明確提到大槐樹的族譜或碑文年代左近。其實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地專家、祁宿藻之父、山西壽陽人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記載：“余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29) 實際上，在乾隆時重修的《祁氏宗譜》中，還記載“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縣（後缺字——引者）遷來壽陽平舒村”，我們在實地考察時所見碑文也大體如此，但到祁韻士那里，就變成了明初，又出現了大槐樹。這些內容直到民國初年才見諸地方史乘，而在移民活動大規模頻繁發生的時候卻絲毫不見蹤影，是史乘的作者覺得這些事並不重要，不值得記載，還是他們覺得這里有什麼蹊蹺，因而有意回避，或是此事的確不過是耳實之論，不能作為信史記載下來？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明確判斷這些象征出現的具體時段，更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時段出現。更重要的問題是，大槐樹甚至老鴰窩究竟是在什麼時間、為什麼開始被知識精英所重視，這些可能以前被視為鄙俚不經的說法在什麼時候、為什麼被堂而皇之地刊布在地方史乘之中？ 

當我們把口述文本與地方史乘對照起來時，總體印象是，首先，關於大槐樹移民之事大量存在於民間傳說與族譜之中，而在民國或晚清以前的地方史乘中比較少見。那麼，究竟是因為那以前的文獻記錄者認為這些傳說荒誕不經而不加采錄呢，還是由於那以後的知識精英因某種原因刻意弘揚這些象征（包括在文獻中對其加以記錄），而造就了這些傳說呢？其次，無論是地方誌、碑刻還是譜牒，文獻中對洪洞移民、大槐樹等象征的記載是比較簡單的，而在民間傳說中總是比較豐富的。從我們對這些傳說即將做出的分析來看，它的情節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豐富添加起來的，許多內容是不斷黏附上去的，那麼，這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究竟是在知識精英的弘揚之前發生的，還是在其後？

總之，在民國之前，對於洪洞移民和大槐樹，地方誌的編者是不會不知道的，但卻似乎是有意把它們忘卻了。關於它們的記憶似乎只在洪洞以外的地區通過傳說、族譜留存著，直到民國6年為止。難道本地人對此事全不介意，或者竟有什麼難言之隱？ 

四　人們如何記憶歷史？ 

傳說顯然是民眾記憶歷史的工具之一，對於那些沒有通過文字記憶歷史的能力和權力的人來說，就更是如此。但由於傳說往往經歷了許多世代，因此不斷疊加了不同時代的講述者記憶的歷史，它也就成為一種“長時段”的歷史文本。 

前文所舉的大槐樹遷民起源的傳說，其主要內容是講胡大海復仇的故事。胡大海、常遇春甚至明成祖朱棣，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的生平事跡也都與華北有直接的聯系，但傳說所借用的歷史也就到此為止了，剩下的情節雖然主要圍繞他們展開，但都不是為了講山西移民的問題。故事大都以“復仇”為母題，有的故事帶上一個大雁帶箭遠飛、使朱元璋的報復限制破產的情節；有的故事帶上“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教訓性情節；有的故事帶上人獸婚的情節，由此出發，自然引出復仇的主要情節。這些成分都帶有鮮明的民間性和虛構性，就一般情況來說，傳說到此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完整性，沒有必要與大槐樹移民發生直接聯系。

(28) 文端公即祁寯藻，謚文端。

(29)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山西文獻委員會編：《山右叢書初編》第38冊，山西文獻委員會排印本，1936年，第4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