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讓雜劇為現代人所接受，迎合弘揚優秀古典文明、增強文化自信的時代需求？古典文學教授陳美林先生獨辟蹊徑，提出“以文學來研究文學”的解決思路。陳美林先生發現，即便專業學生，每每也因為雜劇語言之阻礙，難以讀懂晦澀的原文。為了尋找一條幫助學生進入雜劇的捷徑，他展開研究，發現文學史上多種文體不乏相通之處，小說和戲曲兩種敘事體裁之間尤其如此，許多戲曲故事正源自小說，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小說也曾從“三國戲”“水滸戲”等戲曲作品中大量汲取素材。…

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展開和中國不斷崛起，中國國際地位迅速上升，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同時，中國外交面對的挑戰也在急劇增大。其中一個方面的挑戰就是在一些國家，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所占該國人口比例呈明顯上升趨勢。



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 14 個國家開展的調查顯示，最近幾年，這些國家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越來越多，已經占到多數甚至絕大多數。其中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美國、韓國、西班牙和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更是達到了皮尤研究中心自十幾年前開始調查以來的最高點。



國際上其他一些重要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也大同小異。這種情況對中國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引領國際社會應對地區和全球性挑戰十分不利。…

從古至今，以雜劇為代表的中國戲曲文化都享有世界級名望。昔日，它與古希臘戲劇和古印度梵劇一道，並稱為世界三大古老戲劇。如今，基於雜劇的昆曲、京劇等紛紛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得到全人類的關注與珍惜。

就文化優勢而言，文本、唱腔、演藝、舞臺之美等自不待說之外，雜劇還有一個別的古典文學品種無可比擬的特點，也就是入世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普及性和強大影響力。誠如陳獨秀所言，“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幾百年來，寓教化於娛樂的雜劇，曾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民眾的是非榮辱觀。花木蘭替父從軍、中山狼忘恩負義、眾人舍命救助趙氏孤兒、才子佳人墻頭馬上來相會……家喻戶曉、口口相傳的“中國情節”，沈澱於中華兒女的集體記憶中，時刻提醒我們堅守勤勞簡樸、通情達理、尊老護幼、愛國如家的美好品德。…

另外需介紹的是臺灣學者陳勁榛的論文《臺灣〈白賊七〉故事情節單元連系模式試探》。這篇論文1966年4月在“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研討。作者對臺灣的17篇《白賊七》的故事——機智人物故事——的結構作了相當細致的微觀研究，歸納出了連鎖式和並列式兩大類型連系模式，並對各式的形式總則、功能及其文本意義予以了深刻論析，認為《白賊七》故事的情節單元連系方式都是中性的，決定故事旨趣的因素在於講述本身。…

在傳承過程中，作為一種規範，講述者只要立足於對敘事傳統的本質性的把握，熟知敘事的內容，充分感知敘事的內蘊，對於敘事的表述手段能夠熟練運用，可以不必機械地記憶情節。民間故事的一個本質性的創作機制，在於其不是一次完成、一勞永逸。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流傳過程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故事文本始終處於不斷更新、不斷變異的狀態。故事文本的這種“活態性”，不僅表現在文本中的情節、事件可能伴隨著每一次具體的講述而出現某種增刪與潤飾，還表現為不同時代的故事家及聽眾，也會伴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的改變，對故事中人物的行為以及歷史事件的評判發生變化，而這些都將對故事的講述構成影響。…

每一個出色的故事家，都是先從做一個執著用心的聽眾開始的，正因為如此，民間故事家最了解聽眾的心態，理解聽眾在接收故事方面的不同需求。優秀的故事家會視聽眾的構成決定講述的內容，所謂“見什麽人說什麽話”“看人亮活兒”；並且在講述中善於察言觀色，根據聽眾情緒和人們面部表情的變化，隨時對故事內容進行調整。



可見，對於故事家來說，講故事固然重要，而“講述”本身作為一種展現更為重要，故事的真正魅力，並不只限於文本的內容，還包含講述的過程，講述過程傳達的並非只是文本的內容與意義，還附加著許多與文本相關的特殊意義，對於故事家和聽眾來說，講述過程的意義有時甚至勝於文本的意義。



在以故事為紐帶形成的故事家與聽眾、故事家與社會的多向互動中，講述者與聽眾的收獲都超越了文本，得到了大於文本的種種滿足。這也是有時聽眾盡管對故事情節已耳熟能詳，卻仍然樂聽不誤的原因。從某種角度上看，故事家講故事也可說是一種小集團社會互動的顯現。…

民間故事作為一種口承文學樣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為載體進行傳承和流動。對民間故事的研究離不開對其載體的研究，尤其是對這一傳統的積極攜帶者——民間故事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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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而言，這些理論主張都都推崇對敘事傷口進行內在性的抽象性的研究。它的研究對象與其說是敘事作品，不如說是作品的規律，因為它分析描寫的並不是個別的、具體的敘事作品，而日存在於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結構。

從上文的分析來看，民間故事的研究對西文敘事學的興起產生了重要影響。民間故事創作、傳承的群類性和口語/口述性，決定了故事文本的話語生活化、故事母題化和結構模式化，同時其體制相對簡短，故事情景相對單一、平實。民間故事集體傳承導致的故事流布，在文化交流的進一步作用下，使得民間故事跨越時空而具有了形式與情節的普同性;另一方面，人類相似的文化心理結構和實踐體驗也造成了在些基礎之上的故事文本的相似。正因為民間故事從成因到表現形態都具有模式化的特點，才使得研究者(如俄國的普洛普)可以且需要從形態學的層面上去探討其功能，描述其結構，提示其意義。也就是說，民間故事的文本性質使敘事學方法在其解讀中成為可能的。…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



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淮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淮熱”，顧淮遺著和有關顧淮作品隨之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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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20世紀民間故事敘事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敘事學方法是20世紀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敘事理論，其產生和發展與民間故事研究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通過回顧中外學者研究民間故事敘事性的歷程，深入探討敘事學理論作為一種方法對於民間故事研究的有效性及重要意義，並藉此思考我國當代民間故事研究得以深化與拓展的基本問題。

一、20世紀民間故事研究與西方敘事學

20世紀運用形態學理論研究民間故事最有影響的，是前蘇聯著名民俗學家弗拉迪米爾·普洛普…

薩特也是1983年“清汙”的對象之一。90年代初，我還應香港中華書局之約寫了《薩特》一書，作為對自己青春閱讀的紀念。在薩特之後，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聯袂登場，由於幾十年來對這二位實在沒有研究，所以倉促間一些出版社或將港臺出版的弗氏著作拿來印行（好在當時對“版權”並不重視），或將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應急需。不久，沒有多少人讀得懂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又成為讀書人的案上必備。雖然真懂海德格爾的委實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到現在已成為小資的符號，足見其“經久不衰”與影響廣大。而與海氏完全不同的維特根斯坦卻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學研究》在不長的時間內居然出現多個譯本。當然不能不提賓克萊談倫理學的《理想的衝突》，這本書不知擺在多少人的案邊床頭，至今仍不斷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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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有關社會思想著作開始受到重視。上世紀80年代的“韋伯熱”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成為閱讀熱點。“法蘭克福”學派也於此時在中國大規模“登陸”，《單向度的人》、《愛欲與文明》、《逃避自由》等都暢銷一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義》、《道德的市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15種。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鮮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後期也開始受到關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譯出版。無論贊同還是反對，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衝突》、《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爭論卻也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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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們停止有意識地思考死亡之後，死亡想法傾向於縈繞在意識的邊緣。在心理學的靈泊區，它們的可理解程度很高，這意味著它比正常情況更有可能浮上意識層面。我們測量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讓人根據詞根完成填空，其中有些可以通過與死亡有關或與死亡無關的方式完成，如coff__，可以填成咖啡（coffee）或者填成棺材（coffin）。如果與死亡有關的單詞完成得越多，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就越高。其他方式是在屏幕上快速閃現詞匯或非詞匯，然後評估人們能多快地辨認出與死亡相關的詞是單詞。他們做得越快，死亡想法的可理解性就越高。 …

在進行了第一項研究之後，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後續研究來測試額外假說。我們發現死亡提醒的效果總是取決於個人的世界觀。所以，對那些不相信賣淫應該被視為非法的人來說，死亡提醒並不會增加他們對被指控賣淫者的保釋金數額。我們也發現提醒其他負面潛在事件－－－如身體疼痛、失敗或社會上遭到排斥等並不產生類似效果。重要的是，想到死亡並不簡單地讓人們變得消極：它也導致人們渴望給予幫助警方抓罪犯的人更大的獎勵。 …

這是根源於心理分析的巨大理論，它似乎能夠解釋人類的很多行為。

貝克爾說服我們相信死亡意識在人類行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將這些觀點納入到恐懼管理理論中，並將其引入心理學領域。我們向《美國心理學》雜誌投了論文，解釋了這個理論，並解釋了它如何闡明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和心理學中的很多問題。編輯和評閱人對這篇論文不以為然，有一篇評閱意見只有一句話，“毫無疑問，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任何一位心理學家都不會覺得這篇文章有趣。”（你認為至少死去的人可能會感興趣。） …

字面意義上和像征意義上的永生是我們心理安全的根本基礎，但它們依靠兩樣東西。首先，我們必須維持對基於文化世界觀的信仰，這種世界觀提供了相信字面意義永生或像征意義永生的可能性基礎。其次，我們必須相信我們對這個世界做出了寶貴的貢獻，這樣我們才有資格獲得超越身體死亡的種種超驗性形式。我稱這些是有效的恐懼管理的兩大組成部分。人們過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鑲嵌在擁有意義和價值的像征性世界，他們相信那些具有持久的意義，只要他們維持對這個世界及其重要意義的信仰，他們就能獲得心理上的寧靜。但是，如果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個遭到威脅，防禦機制就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死亡焦慮就會浮上臺面。 …

他的書迫使我們真的有意識的考慮自己不可避免地死亡，而且是以一種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想過的方式去思考死亡。讀這本書可是一點兒都不好玩兒。但是，貝克爾從考慮死亡中提出了一個理論，即死亡恐懼對人類行為產生了無所不在的巨大影響。他認為我們都恐懼死亡，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反抗死亡、逃避死亡或超越死亡，就永遠處於恐懼之中。古代哲學家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認識到死亡恐懼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但他們認為如果意識到恐懼死亡不合邏輯，我們的生活應該更好些，因為如果死亡是人生的終結，那就意味著什麼也沒有了。我們並不擔憂我們出生之前的不存在，為什麼要擔憂死後的那個不存在呢？ …

很多人只是非常偶然地、有意識地思考自己的死亡。或許是出現了一個怪異的鼴鼠，或者在轎車里的一次緊急呼叫，或者聽說和他們年紀一樣大的名人去世的噩耗。或者在午夜時分，輾轉反側睡不著，腦海中突然出現了不可避免的最終結局。與此相反，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死亡，其實也是每個人的死亡，至少在我從事的職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你可能猜測我是殯葬業者、驗屍官或腫瘤學家。其實，我是社會心理學家，我關注的焦點一直是試圖理解人的社會行為。死亡與理解人類行為有什麼關係呢？關係之大要比我們很多人想的程度高得多。 …

我們或許透過反思我們生活的體裁小說的黃金時代提出同樣的觀點。尼爾·蓋曼（Neil Gaiman）是他那個類型的天才，探索了兒童作品的小說體裁、都市幻想小說和圖畫小說。迪恩·孔茨（Dean Koontz）秘密地使用恐怖提出世界怯魅的超驗性問題。喬治·馬丁（George R. R. Martin）的《王位遊戲》是後托爾金時代的豐富世界構建模型，吉恩·沃爾夫（Gene Wolfe）30多年來則一直使用科幻小說開始天主教色彩的文學工程。 

請考慮阿迦薩·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之後的兩位暢銷書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和羅琳（J. K. Rowling）。接著是所有那些作家和藝術家卷入戲劇著作向圖畫小說的成熟過程，超級英雄修正主義者阿蘭·摩爾（Alan Moore）和弗蘭克·米勒（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