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面意義上和像征意義上的永生是我們心理安全的根本基礎，但它們依靠兩樣東西。首先，我們必須維持對基於文化世界觀的信仰，這種世界觀提供了相信字面意義永生或像征意義永生的可能性基礎。其次，我們必須相信我們對這個世界做出了寶貴的貢獻，這樣我們才有資格獲得超越身體死亡的種種超驗性形式。我稱這些是有效的恐懼管理的兩大組成部分。人們過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鑲嵌在擁有意義和價值的像征性世界，他們相信那些具有持久的意義，只要他們維持對這個世界及其重要意義的信仰，他們就能獲得心理上的寧靜。但是，如果這些信仰中的任何一個遭到威脅，防禦機制就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死亡焦慮就會浮上臺面。 

那麼，這些觀念是如何指導驕傲和偏見呢？從恐懼管理理論的角度看，偏見問題和族群衝突問題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與我們世界觀不同的族群或明或暗地說明我們所感受到的心理安全的基礎站不住腳。為了消除這種威脅，我們必須要麼貶低這些他人，說他們是愚蠢或邪惡的家夥，試圖說服他們相信我們的世界觀是正確的，要麼幹掉他們。在歷史上有多少次我們看到過這些衝動帶來的痛苦和悲劇？

我們的驕傲又是怎麼回事？追求和捍衛我們的自尊就是在努力維持我們是對世界做出寶貴貢獻的人的信仰，這是文化教育我們的方式。只要我們相信自己對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就有一種永生意識，就能在世界上獲得安全。我們怎麼被鑲嵌在這些文化信仰系統中，並被推動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呢？這是社會化過程的核心功能，貝克爾在《意義的誕生和死亡》（1962）中有精妙的描述。

人類新生兒是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無助和依賴性最強的物種，它的生存和免受困境依靠父母的愛和保護。但是，隨著孩子大到足以到處跑了，那種愛和保護變得越來越多地取決於他是否成為乖孩子，如對貓友好，在廁所大小便。再過一些時間，孩子就逐漸將相當多數量的法則和價值觀內在化，如果要獲得看似無所不能的父母的關愛，這是小孩子擁有的唯一安全基礎。做個乖孩子是獲得安全感的基礎，做個壞孩子就很可怕，因為可能喪失父母的愛甚至面臨懲罰威脅。 

成為乖孩子的基礎是從父母那里學到的東西，這反映了父母繼承下來的文化世界觀。所以，我們渴望自尊是因為它告訴我們我們是體面的好人，值得得到關愛和保護。當然，隨著認知能力的提高，我們了解到還有更大的威脅是父母也應對不了的，因此我們將安全的首要基礎轉向我們信仰的神、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家族譜系，但我們獲得這種感受依靠的是覺得自己對習得的更大身份認同做出了寶貴的貢獻。這樣做讓我們感受到我們將繼續成為受任尊重的基督徒、藝術家、科學家、澳大利亞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