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行了第一項研究之後，我們進行了一系列後續研究來測試額外假說。我們發現死亡提醒的效果總是取決於個人的世界觀。所以，對那些不相信賣淫應該被視為非法的人來說，死亡提醒並不會增加他們對被指控賣淫者的保釋金數額。我們也發現提醒其他負面潛在事件－－－如身體疼痛、失敗或社會上遭到排斥等並不產生類似效果。重要的是，想到死亡並不簡單地讓人們變得消極：它也導致人們渴望給予幫助警方抓罪犯的人更大的獎勵。 

接著，我們想看看讓死亡變得顯著是否也會導致人們更迫切地為自己的國家辯護，如果它促成對持有不同世界觀的人產生偏見的話。很多研究已經發現這兩種效應都是真實的。數字顯示被提醒死亡的人增加了對贊揚其國家的人的好感度，增加了對批評其國家的人的負面反應和攻擊性。研究也顯示在想到死亡的情況下實驗室外也有這種民族主義。在一項研究中，在公墓旁接受采訪的德國人更願意使用德國馬克而不是歐元，而在零售商店附近接受采訪的德國人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的偏愛。而且，眾多研究已經顯示，對自己所在族群的好感度明顯增加，對不同族群的討厭度也明顯增加。這類研究的第一個顯示，在控制條件下，閱讀了基督教同學和猶太教同學作品的基督教同學沒有顯出偏見，但是，在被提醒死亡時，他們表現出更喜歡基督教同學而不是猶太教同學的傾向。

在有意識地思考死亡時，人們往往使用保護程度更高的太陽鏡。

研究顯示，死亡顯著也增加了人們追求自我價值的努力。比如將自我價值建立在駕駛技術上的人如果被提醒死亡，他開車時會更大膽，而建立在體能上的人在握手時會更用力，建立在棒球技能上的人取得的成就會更高。死亡顯著也能增加給重要慈善機構的捐贈力度，追求更多物質財富，渴望愛情和孩子，更珍惜提高你自我價值的愛情夥伴。 

因為這些研究持續支持這個觀點，即被提醒死亡的人會更努力追求自我價值，更牢牢抓住自己的世界觀，更加強烈地反對與自己世界觀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們也了解到想到死亡會激發兩種不同反應。當人們有意識地思考死亡時，他們傾向於不擔心自己的世界觀或自尊，相反，他們將焦點集中在安全、年輕、健康之上，基本上是“不是我，不是現在”的心態。他們只是想向自己保證他們能停止思考自己的死亡。比如，在有意識地想到死亡時，人們往往使用保護程度更高的太陽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