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一個時代的“閱讀史”(3)

薩特也是1983年“清汙”的對象之一。90年代初,我還應香港中華書局之約寫了《薩特》一書,作為對自己青春閱讀的紀念。在薩特之後,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聯袂登場,由於幾十年來對這二位實在沒有研究,所以倉促間一些出版社或將港臺出版的弗氏著作拿來印行(好在當時對“版權”並不重視),或將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應急需。不久,沒有多少人讀得懂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又成為讀書人的案上必備。雖然真懂海德格爾的委實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到現在已成為小資的符號,足見其“經久不衰”與影響廣大。而與海氏完全不同的維特根斯坦卻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學研究》在不長的時間內居然出現多個譯本。當然不能不提賓克萊談倫理學的《理想的衝突》,這本書不知擺在多少人的案邊床頭,至今仍不斷再版。

 

盡管所學是歷史專業,我卻一句句讀完了《小邏輯》、《精神現象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等當時所有譯成中文的黑格爾、康德的巨著,自己寫起文章也是滿篇“現實的理性批判與批判的理性現實”之類。但從大學三年級起,對羅素的喜愛引導我一步步脫離德國哲學而沈迷於科學哲學、維也納學派,羅素、波普爾、石里克、萊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風格使自己的文風也隨之一變。直到現在,我仍感嘆中國“思想界”中“德國色彩”太濃,“盎格魯-薩克遜色彩”太淡。社會轉型期也是利益調整期,社會公正必然成為社會焦點,有關書籍也成為閱讀熱點,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90年代引起廣泛討論,使學術界關於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從90年代到現在,福柯橫跨幾個學科的《知識考古》、《性史》、《規訓與懲戒》贏得不同學科的大量讀者。

 

在1980年代引進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這三套叢書厥功至偉,同時標誌中國新一代學人開始登上學術舞臺。中國新一代中青年學者也於此時開始嶄露頭角,在“閱讀圖譜”中漸佔一席之地。從80年代中期起,閱讀更加多樣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來叢書”還是掀起了以控制論、系統論和信息論為主要內容的“新方法論”熱,一時竟有“開口不談新三論,縱讀詩書亦枉然”之勢。現在人們很難想像,《第三次浪潮》發行竟達數百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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