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承過程中，作為一種規範，講述者只要立足於對敘事傳統的本質性的把握，熟知敘事的內容，充分感知敘事的內蘊，對於敘事的表述手段能夠熟練運用，可以不必機械地記憶情節。民間故事的一個本質性的創作機制，在於其不是一次完成、一勞永逸。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流傳過程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故事文本始終處於不斷更新、不斷變異的狀態。故事文本的這種“活態性”，不僅表現在文本中的情節、事件可能伴隨著每一次具體的講述而出現某種增刪與潤飾，還表現為不同時代的故事家及聽眾，也會伴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的改變，對故事中人物的行為以及歷史事件的評判發生變化，而這些都將對故事的講述構成影響。

由於民間故事家知識構架不同，加之民間故事具有即時性與創造性雙重特點，在講述過程中的個人都有演示文化與自我的權力，不同的故事家講述同一個故事會有不同的處理，同一個故事家在不同的時間、空間講述同一個故事也會有不同的特點，如此，處於講述情境中的故事文本便永遠處於變化之中，難以固定。

故事家的即興發揮，並非空穴來風，恰恰是故事家本人內化了的文化觀念和人生經驗的自然流露。新加坡學者容世誠曾在《戲曲人類學》一書中指出：“即興是一種個人的臨場實時創作。而這一剎那的決定，由決定到選擇、到組合種種程序，都需要以內化的、經過漫長歲月積累沈澱而成的表演傳統為基礎。”當然，故事家在講述中對程序的把握與活用也不是沒有限度，所有的講述活動，首先都離不開一個相對固定的、成型的文本。而且在很多場合，文本的基本內容並不是可以隨便變動的。在特定的講述情境中，故事家若想對文本的某些方面進行調整，或者引入其它附加意義，都必須找到與文本原有的意義與內容的契合點，同時還要適合講述情境中各種因素之間的互動。如同普羅普（propp）所強調的：故事內容是可置換的，但置換須服從規則。也就是說，特定的知識能否進入既定的規則體制，要視其是否具有相應的質量。民間故事講述傳統既賦予了故事家某些自由，同時也存在某些對其的限制。

“民間故事家”概念的拓展。近年來的田野實踐證實，如果將“民間故事講述者”視為一個傳承譜系，那麽，在古往今來的故事講述活動中，這一群體的內部並非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而是呈現著複雜的層次形態。此中既有受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識字的文盲講述者，學術界對他（她）們早有界定並形成共識，對他們講述的故事，普遍有較高的認同度；也有“知識型”與“精英型”的講述者，他們大都接受過現代教育，有的人帶有城市生活背景，具有“書寫”能力，通過現代傳媒和其他渠道，獲得了大量不屬於“本土”的文化信息，這些信息和知識在影響和改變其人生觀念的同時，也自然被組織進入故事之中，成為有機的一部分。對後一類講述者的界定，學術界比較糾結，存有一些分歧。事實上，在古往今來的民間故事傳承中，確有這類講述人活躍的身影。對這類講述者的認定，似應“透過現象看本質”，例如，從表面上看，這類講述者可能身處“文人”或“精英”階層，但是，他們在講故事這件事上似乎從未脫離過“民間”，他們對故事癡迷而眷戀，不僅喜愛講故事，也樂於動手記述和整理故事。若有條件和可能，他們還想方設法借助紙質媒介去傳播故事。這些人講述的故事可能帶有一定的文人“加工”與“潤色”色彩，但“故事”的根基與主幹卻大都依附著充滿活力、有著雄厚根基的民間傳統。參照美國史詩研究專家約翰·邁爾斯·弗里和芬蘭民俗學家勞里·航柯等學者對口頭詩歌文本類型的界定，從創編、演述、接受三個方面考量，似應將這類故事講述人歸入民間故事家行列。當然，概念的界定是學術界的事，與講述者並無關聯，不管學者們認同還是不認同，喜歡講故事的人仍然會用各自習慣並認為有效的方式繼續講故事。

當下多元、包容、多樣化的後現代社會語境以及近年來中國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都從不同維度展現了民間故事講述活動所包含的複雜形態和文本類型。毋庸置疑，民間故事的講述群體內部的確存在著多元化、非中心化、差異性以及不確定性等特點，以往被學術界沿用具有“傳統”範式的“民間故事家”概念，已難覆蓋當下可感知的複雜的研究對象，因而不再具有永恒的意義，有必要進行拓展和重新界定，即使使用的概念名詞不變，但面臨著必須“增容”的問題。事實上，在近年來的中國學術實踐中，一些以往襲用的概念，已經和正在發生著拓展與變化，這些拓展與變化，折射著當下時代的某些屬性與特點，也映射著學術界對研究對象更接近於事實本身的認知。

（本文發表於《民間文化論壇》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