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類型」：彰顯青年的個性表現

主流的文化生產依托規模化、工業化的科層制，高效率地制造失去個性的「標准化」文化產品［19］，以此不斷擴張大眾文化市場范圍。這種文化生產在競爭與創新中雖然也要求個性化，但這裡的個性也僅僅是個性的標准化，即「類型化」［20］。可以說，身處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社會，個體的需求、行為方式和生活風格被組織、被管理，不僅主體瓦解，其個性也終結了。而文創青年由個人或合伙開辦小型工作室，打破了傳統的規模化、等級化的科層管理，自覺建立扁平化的組織機構或項目小組，通過反「類型」的勞動策略盡可能釋放、發揮個體或團隊成員的天資、潛能和個性。例如，楊風在網絡視頻制作時，按個人喜好尋找不同於「類型化」的視頻，他采用尚未出名但聲音獨特、好聽的中文歌曲給流行英文配樂，「一開始網友都不知道這是誰演唱的，但是很獨特、很好聽，就引起了許多討論，這個音樂就體現了我們的東西有個性；而到後來這位歌手、這首歌都出名了，我們就不再采用它了」。這是因為以往小眾、個性的元素被大眾喜愛後，又成為新的「類型化」。

反「類型」的勞動實踐催生的個性化，不是單一的、固定的，而是多種特性的獨特組合。具體而言，有的文創青年將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場景變為可能的，因為其中包含著合情合理的生活邏輯，這種從不可能到可能也成為一種個性風格；還有的從自然的、傳統中取材，打破舊元素的固有關係，並通過新的組合激發新的個性表現；更有甚者在一般被認為是錯誤的地方，探尋新的解決思路，結果就獲得了新的想法、點子。由此，不同文創青年的同一類文創產品，體現出不同個性風格；甚至同一個文創青年在不同階段探索文創產品的差異性。

這種多元化個性通過可見、可觸的具體形象表現出來，不僅僅包括文創產品的外形、材質、色彩和logo等，還體現為文創青年自身的個性形象，形成了前衛風、古風等形象表征。因此，相對於注重專業技能的傳統文化生產，文創青年的反「類型」勞動則偏向個體形象及其表現。

（三）祛「異化」：促進青年的人格完善

在「内捲化」的機器生產中，人越來越成為生產勞動體系中一個個零件，並陷入「異化勞動」中。相較於「異化勞動」，勞動者在強制性勞動中「否定自己」而「感到不幸」，並且導致「人與人相異化」的結果［21］，而文創青年的勞動實踐則是在祛除「異化」中追求、促進人格的發展完善。

首先，從勞動對象來看，文創青年的創造性勞動祛除了主體與對象的分裂。在異化勞動中，勞動對象是「異己的存在物」，勞動主體被勞動對象奴役，其思想、情感被排除在勞動對象之外。而文創青年的勞動從選材、創意到設計、制作都從主體的想法出發，生產出來的文創產品總能體現自己的喜好、構思和技法等。其中盡管存在錯誤、瑕疵等不完美之處，但不完美的產品因屬於勞動主體而體現人格成長、完善的意義和價值。比如，向芳的玻璃作品有燈台、卡通屋和風鈴等，它們都是從畫設計稿、選材到打磨、拼貼彩色玻璃精心制作而成。在這一制作過程中，向芳難免失誤、報廢玻璃材料，甚至劃破手指、留下傷疤，但是她更滿足於「我自己的構思、想法一點點實現出來……在燈光下看，玻璃透射出來的色彩，好神奇啊！」如此看來，文創青年在反復試錯中最終獲得勞動成果，也就是將勞動主體的想法、技能融合到勞動對象本身，並使得其在主體與對象的統一中獲得自我認同。

其次，從勞動過程來看，文創青年的創造性勞動祛除了對主體價值、愉悅的剝離。在異化勞動中，勞動過程本身也被異化，勞動者在強制性勞動中「否定自己」，缺失勞動的幸福感而「感到不幸」；同時，似乎只有在勞動之外才能獲得幸福、愉悅，所以玩、休閒也成為勞動的對立面。

而文創青年在勞動實踐中，更沉浸於某種手工藝設計和制作的過程，如石玥在制作紋身中「經常是花四五個小時，一氣呵成一個作品，這個過程中不能浮躁、分神，做起來就停不下來，還一點不覺得累，完成了就感覺好開心」。這正好映射出文創青年在勞動中專注於過程本身，從而獲得愉悅、幸福體驗與自我成就感。

［19］埃德加·莫蘭：《時代精神》，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頁。

［20］單世聯：《文化大轉型：批判與解釋——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頁。

［21］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7－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