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國·敘事學方法:一段歷程,一種拓展 (1)

——關於20世紀民間故事敘事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敘事學方法是20世紀早期萌芽、五六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敘事理論,其產生和發展與民間故事研究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通過回顧中外學者研究民間故事敘事性的歷程,深入探討敘事學理論作為一種方法對於民間故事研究的有效性及重要意義,並藉此思考我國當代民間故事研究得以深化與拓展的基本問題。


一、20
世紀民間故事研究與西方敘事學

20世紀運用形態學理論研究民間故事最有影響的,是前蘇聯著名民俗學家弗拉迪米爾·普洛普(Vladimir Jakovleoic Propp)。他在20世紀20年代對本國一百個民間童話作了極為細致的功能研究,歸納出了故事的31種功能,並得出4個重要結論:

⑴人物的功能在童話中是穩定的不變的因素,功能構成童話的基本要素;
⑵童話已知的功能數量是有限的;
⑶功能的次序總是一致的;
⑷就結構而言,所有的童話屬於同一種類型[1]


按照故事成分和這些成分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同整體的關係,普洛普對民間故事作出描述,進而創立了民間故事形態分析理論[2](P6)。這一理論主張對故事材料作科學的描述和精確的分類的同時,還必須進一步對故事的敘事結構作出描述,而不局限於僅僅對故事作分類研究。

這一觀點揚棄了芬蘭學派的分類理論,後者更多旨在研究故事的類型劃分,往往對緊密相關的類型加以孤立研究,確立的分類標準也不一致,許多分類有失科學性。其次,普洛普形態理論還主張把文本意義與敘事結構的形式聯接起來,使形態學研究最後的旨歸仍然是故事的寓意。

普洛普關於民間故事形態學理論的代表成果是1928年出版的《民間故事形態學》,這部被西方譽為結構主義的奠基之作,其出版之初並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直到30年後它的英譯本問世,才使得作者和他的這部著作聲譽雀起。普洛普運用於民間故事的形態研究,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敘事學大師,諸如列維-斯特勞斯、克洛德·布雷蒙、A·J·格雷馬斯等人對敘事結構的研究,對20世紀6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的興起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列維-斯特勞斯於1960年撰寫了《結構與形式》[3](P114-144)一文,向法國學術界介紹普洛普理論,在他的大力倡導下,出現了許多關於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批評實踐,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關於古代初級敘事形態(即民間故事體裁)的研究,以格雷馬斯的神話分析和布雷蒙的符號學家,他繼承緒爾和哥本哈根結構主義語言的傳統,用結構主義方法來研究意義,吸收了普洛普關於敘事結構的觀點,並借有邏輯學的方陣形式,提出了符號學方陣理論,既表示一種並列關係,又可以表示運動方向,而在深層結構與語言表達中間則有兩個表層.

但話語結構介於敘述結構與語言表達之間,只有對兩面三刀個表層結構及其與語言表達的關係作深入研究,才可能發掘敘事文本的深層結構。克洛德布雷蒙六七十年代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校工作,長期從事民間故事研究。他在敘事學方面的貢獻在於,首次在法國審視了俄國形式主義代表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研究,並用邏輯方法對普洛普的功能線型模式作了改進。


另一方面,是有關現代文學敘事形態,以羅蘭巴特、茲維坦、托金洛夫,和傑拉·熱奈特等人的不小說研究為代表。巴特超越結構主義方法,尋求意義和功能規律,對作品民開全新的閱讀,不再單純的挖掘作品的潛在結構,而是積極地消解作品原有信息,把作品重新構建起來[6]

托多洛夫1965後將俄國形式主義論著編譯成法文,以《文學理論》書名發表,為法國敘事學以及整個文學理論的崛起作了很大貢獻。他在敘事學方面,以語法模式和詩學模式作了獨特建樹。他不僅試圖用結構的和歷史的雙重觀點來看待文學現象,而且對象征理論進行了廣泛的歷史考察[7]。傑拉樂·熱奈特於是1922年發表的論文集《辭格之三》,對20世紀70年代歐美敘事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代敘事理論承接六七下年代早期敘事文學的研究繼續發展,主要有三種趨向:一是從被形式主義地界定的語言模式,向交流模式的轉移,一是對於解釋總是的重新強調,一是研究文學的影響問題。這一時期較少有理論家研究和關注初級形式的敘事文本,有也只是拿它作小說文本的參照文本,這標誌著敘事學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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