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曾指出，人類的模仿本能是生來就有的，兒童通過模仿獲得愉悅，詩人通過模仿獲得美學享受。亞氏在聲稱摹仿的衝動是詩歌的最初動機時，也強調了在摹仿中固有的追求愉悅的機制。小說具有詩歌和散文虛構的雙重機制，通過模仿生活使作者和讀者獲得正面快感，通過抒發情感獲得痛苦的解脫，兩者構成了小說起源的完整畫面，這不僅是中國小說的特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但在西方傳統中，由於小說的理論基礎是以模仿論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西方小說理論直到現代才關注小說的心理治療作用，在這方面，D. H. 勞倫斯堪稱西方認為小說具有心理治療功效的第一人。西方是在浪漫主義的表現論融入小說創作以後，小說的雙重起源才得到關注。相比之下，在中國傳統中，從一開始小說起源的動因就是雙重的：尋求快樂的渴望導致對現實生活的模仿，減少緊張的需求引起抒情的表現主義。中國有關小說內在起源的看法深刻地洞察到了小說起源的複雜性，既看到了小說模仿生活的一面，也看到了小說的抒情性和表現性。這一關於小說起源的觀點從一個不同的文化視角印證了約翰·斯圖爾特·米爾的觀點：“很多優秀的詩歌采用的是小說的形式，而在幾乎所有好的小說中都有真正的詩歌存在。”小說起源的抒情表現和摹仿再現的融合歸根結底是歷史、哲學和文學在小說這一藝術載體中的融合。

中西小說的本體性根基

中西小說的本體性基礎是什麽？這與各自傳統的哲學基礎相關。西方小說理論的概念性基礎是古希臘哲學，確切說是肇始於佔主流地位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在現代主義出現之前，西方的小說理論的核心一直是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亞氏學說對西方小說產生了歷久不衰的影響，據此發展的摹仿再現論統治了西方小說的創作和理論達千年之久。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西方小說的本體論是以摹仿再現說為基礎的，的確，從亞里士多德以降，西方就將小說的本質看作是對生活的模仿再現，直到當代才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在一些新近的西方理論中，學者們對小說是摹仿生活的這一廣為接受的觀點發起了挑戰。小說研究者如多勒則（Lubomir Dolezel）、庫恩（Dorrit Cohn）、帕維爾（Thomas Pavel）和其他的學者們反對把小說簡單視為生活的再現或縮影，他們在承認小說是模仿再現的結果的同時，試圖重新來定義摹仿說概念。這些不同於模仿再現說的思想只是晚近的看法，跟中國傳統相比，晚了上千年。因此，我們通過比較視角研究中西小說的本體論思想，可以在國際大語境中為小說摹仿說的重新定義提供一些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