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有關社會思想著作開始受到重視。上世紀80年代的“韋伯熱”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成為閱讀熱點。“法蘭克福”學派也於此時在中國大規模“登陸”，《單向度的人》、《愛欲與文明》、《逃避自由》等都暢銷一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義》、《道德的市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15種。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鮮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後期也開始受到關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譯出版。無論贊同還是反對，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衝突》、《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爭論卻也十分難得。

對西方文學藝術中的“現代派”，中國長期以來是只有批判而鮮有譯介，時至1980年代初仍屬批判對象，幾乎沒有完整的作品譯介。但現在想來頗難以理解的是，當時大學生卻偏偏對自己無緣多讀、了解甚少的“現代派”分外著迷，想方設法從零星的批評、批判、譯介文章中略窺一二，以致誰能談幾句“現代派”，就被同學“另眼相看”，如果是男生，肯定能獲得不少女生的青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掌握了“話語權”。要說對一代人“現代派”起過重要啟蒙作用的，則首推1981年出版的陳琨著《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此書當時市面上很難買到（不知是否“限制印數”），記得我所在的吉林大學圖書館甚至規定因教學需要，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能借閱，當然還要提前很久預約。但在“文革”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現代派”仍是“自由化”，因此屢被批判。1983年秋開始的“清汙”，明確把其實沒幾個人看得懂的“現代派”定為“精神汙染”。 

外國現代哲學也是如此。1980年代初完整的譯介並不多，但大家就是著迷，尤其是薩特，在一夜之間風靡校園，對青年的影響之大曾令有關部門擔心不已。他對“人”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闡發，把人的個性張揚到極致，引起了曾經個性完全泯滅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鳴，他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我差不多全文摘抄。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歷程中，薩特抹下了最為濃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