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費斯克的觀點，大衆文本應當是“生産者式”的。“‘生産者式文本’爲大衆生産提供可能，且暴露了不論是多不情願，它原本偏向的意義所具有的種種脆弱性、限制性和弱點；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盡管它試圖壓抑它們；它具有鬆散的、自身無法控制的結局，它包含的意義超出了它的規訓力量，它內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從中創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確確超出了自身的控制。

這些文本允許‘作者性’，因爲它們無法阻止它。社會體驗並不受文本的控制，它決定了文本與社會關係的結合，並且驅動大衆的生産力。”[8]面對“生産者式文本”，讀者就能有自己的選擇，就能夠進行生産和再生産。青年在面對大衆文化之時也是如此，不是完全被大衆文化所控制，而是能夠從中創造出新的文本。因此，對青年積極參與其中的大衆文化，可以作爲青年文化。“超級女生”等電視秀，屬于大衆文化的範疇，之所以能夠被作爲青年文化現象，並不在于參與者以青年爲主，而在于青年對它有自己的解讀。青年不是被動的，而是在互動中保持一定的主動性。

在當代中國和西方，確實存在沒有受到消費文化汙染的青年文化，但將青年文化和大衆文化完全分割開來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而將青年文化作爲大衆文化的一部分也忽視了青年在大衆文化中扮演的特別角色。“青年不是簡單被動地吸收直接面對他們的廣告和媒體形象，而是在對這些脫離大衆傳媒供應商控制的文化文本的重讀中，爲了自己的目的有選擇地解釋它們和重新占有它們。”[9]在文化生産商將青年作爲重要的消費對象並從青年文化中挖掘商機的時候，青年其實也從大衆文化中尋找可用于自身的物品、符號和行爲方式。青年文化就是在與主流文化、大衆文化的互動中建構起來。

注釋：

[1] 顔峻：《內心的躁音》，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頁。

[2] 安德列耶娃：《青年亞文化：價值規範和價值體系》，夏伯銘譯，《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90年第6期。

[3] 拙文《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回顧與反思》，《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4] 邵家臻：《研究青年文化與青年文化研究》，（香港）《青年研究學報》2005年第8卷第1期。

[5] 卡米洛·蘇亞雷斯：《青年、過渡以及確定性的喪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01年第18卷第2期。

[6] 邵家臻：《研究青年文化與青年文化研究》。

[7] 約翰娜·溫、彼得·德懷爾：《青年與教育：過渡的新模式》，《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01年第18卷第2期。

[8] 約翰·費斯克：《理解大衆文化》，王曉珏、宋偉傑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頁。

[9] Claire Wallace & Sijka Kovatcheva, Youth in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59.

注：摘編自《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研究》，陸玉林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摘編、責編：楊長征（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科研管理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