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詩性智慧的課程理論化是詮釋探究的一種形式，擺脫過去實徵主義、理性／技術／實驗典範的課程研究，從實徵的走向靈性的、哲學的和現象學的，建立教育、課程研究的「多元典範」，將被排除於知識生產過程的教師和行動者納入研究和革新的過程，同時讓教師檢討自己的知覺、形象、理解、脈絡、行為和關係，考驗自己生產的知識，覺醒隱藏於其中的常識或神話，以超越常識的觀點，再宣稱教師研究的合法性。如此，理論並非靜態的分析概念，不只是邏輯的理性思考，而是理念的不斷更新，使課程理論產生新的可能性。教師不僅應用理論，還要利用想像的經驗，質疑、反省這些經驗，由此詮釋理論，超越課程和教學理論的限制，走出巨型的敘說（metanarratives），走向多元的可能性和故事的世界，讓課程和教學理論回到教師和學生身上。

這亦是 A/r/t 的重要主張。A/r/t 強調，教師（T）不僅是研究者（R），同時亦是…

實踐智慧是一種道德的知識，而且是以自我認識為起點的道德實踐，是一種知性之德，亦是培養其他德行的先備條件，不僅要有對特定性的回應的知覺，還要有知性的洞察力，以作明智的判斷，更要有道德的德性，以採取明智的行動，才能在不同的良善中，依相對的重要性作決定，這亦是實際－詮釋典範和批判－解放的研究典範所強調的。

實踐智慧強調教師在特定的情境中，集體慎思並做決定，當然可達成精緻的教學。但…

這種詩性智慧的課程理論化引起許多迴響和批判，Macdonald（1988）和 Pinar （1988）雖使用詩性智慧這個概念，但只把它視為一種雄辯的語言和優雅的理念，並沒有深入探討其內涵，因而窄化了它的潛能（Holland & Garman, 2008）。後來 Kesson（1999）、M. A. Dol（2000）、Haggerson（2000）和 Holland & Garman（2008）等加以充實、衍伸，其概念和內涵才漸漸豐富。



詩性智慧是由神話（故事）（mythos）和創造…

詩性智慧的課程理論化



過去有關課程理論、實際及其辯證關係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典範，即科學典範和批判典範（Macdonald, 1988）。科學典範認為理論和實際是二元的，它視理論為一組將在實徵研究中試驗的假設，以驗證理論是否和實際相符；這個過程是價值中立的，強調控制和預測。批判典範則批評科學典範宣稱的價值中立的虛偽性，強調理論和實際間的辯證，而批判（critique）正是辯證的核心。如…

過去，教師在課程理論化方面多採取認識論或方法論的觀點，結果課程理論無法與實際產生辯證關係，教師亦不能發展自己的實踐智慧。最近詩性智慧和 A/r/t 的概念企圖依據存有論的典範，從詮釋學、美學和藝術的觀點，探討教師課程理論化的新途徑。本文主要探討詩性智慧和 A/r/t 的概念及其內涵，並由此提出存有論的辯證觀，以作教師課程理論化的另一途徑。

在「語言學轉向」、「再現的危機」等思潮影響下，課程研究領域興起了一股自我研究（self-study）的風潮，強調課程研究者用自己的聲音說自己的故事，以生產自己的知識（Pinnegar &…

18、您說犬儒文化並不是一個沒有出路的困境，出路在哪兒?

出路需要關心這個問題的眾人一起去尋找，我自己覺得，還得從啟蒙的基礎工作開始，這就少不了知識分子們的努力。他們的學問不應該只在於各自的學科專業，還應該有公共問題的意識和關心。不幸的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罵人的話，這是社會犬儒化、愚昧化的一個表征。我從自己的文化啟蒙工作中總結了這樣三個方面，它們也構成了本書三個部分的基本內容。…

12、您有一個觀點，“不相信”對“犬儒”來說是一個動機，也是一個結果，它存在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

凱爾德維爾(Wilber W. Caldwell), 在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15、如果說“犬儒”的出發點是為了自保，那麽這一做法最終是否能讓人收獲幸福?

自保是人最低程度的生存需要，不是幸福。17世紀英國思想家霍布斯把保全生命看成是人最根本的需要，他自己一生都處於不安和恐懼之中，他的情緒反應在他的“自保”說中。犬儒主義經常是人不斷被傷害，卻又始終無力抵抗，終於徹底無望和放棄的結果。犬儒主義者始終處於一種莫名的不安與焦慮之中，這種不安與焦慮讓犬儒主義者在慢性的不幸福中艱難度日。犬儒主義的特征是不拒絕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認同的接受，都是不能有能動的行動。…

9、在不能擺脫犬儒主義困擾的國家里，愛國主義會以什麽樣的方式來表現?

有兩種常見的表現，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在“玩”愛國主義。



第一種表現是偽善和虛偽。有的人一面高調愛國，碰不碰就給人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一面把子女送到國外，把錢存到國外。當然還有別的令一般人吃驚的“愛國舉動”，如北大“反美”女生馬楠挑戰到訪北京大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一舉成就“愛國”之名，後來到美國嫁給了美國人並有兩個孩子。這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愛國主義，讓許多人一提到愛國主義，就本能地懷疑是騙子在耍花招，覺得反感和惡心，並因為討厭騙子而遷怒於愛國主義。…

5、在列舉“犬儒”的表現時，您說他們總是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絕對公正。為什麽“看穿”被您視為現代犬儒的重要特征?

我說的是由於看穿和看透而喪失求變意識和否定求變可能的那種犬儒主義。它的必然表現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講究現實和實惠，察言辨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老狐貍精智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或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說的， “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歷史和民族心理的負面因素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中積澱而成的。其中最有害的就是奴性、忍讓、得過且過、吃虧是福、隨遇而安、奉承權貴，不以為恥，反而當作一種“生存智慧”。魯迅先生描繪的阿Q轉化為“阿Q精神”，要是直接翻譯成西文，西方人一定不明白是什麽意思，解釋也要大費周章。但是，如果解釋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犬儒主義，他們一聽就懂，那就省事多了。

前面提到的“難得糊塗”可以說是最具國粹特色的犬儒主義。老莊哲學和各種“隱逸”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犬儒主義因素。例如，《莊子》里有一個“華而不實”的故事：

齊景公對晏子說：“東海里邊，有古銅色水流。在這紅色水域里邊，有棗樹，只開花，不結果，什麽原因?”

晏子回答:…

犬儒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對當今中國社會種種病症有綜合和整合作用的社會文化概念。2014年9月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當前社會病態調查分析報告》，多家網絡媒體轉載報道，但這是什麽樣的“社會病態”呢? 得有個名吧。其中至少有八九種可以說是犬儒主義的。

一、娛樂至死 (沒有目標或信仰，得過且過);



二、看客心態 (看穿、冷漠、圍觀，管了也沒用，不如不管);



三、習慣性懷疑 (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對誰都不信任，都不相信);



四、審醜心理…

知識分子的學問不應該只在於各自的學科專業，還應該有公共問題的意識和關心。不幸的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罵人的話，這是社會犬儒化、愚昧化的一個表征。

《人物》雜誌就徐賁新書《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的采訪：

1、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犬儒”這個詞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狀，您如何定義它在今天的基本含義?…

歷史不能給人們一個未來的方案，但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人類普遍、恒久的共同特性，更好地面對未來。然而，對經歷過20世紀種種極權災難的人類來說，歷史有了一些古人從未料想過的內容和重要性。

歷史以前只是對高貴人士有用，對他們持衡擁璇，安邦定國，含有微言大義、殷鑒不遠的教益。今天，歷史對所有可能被專制權力奴役的平常人都有用，為他們反省通往奴役之路的失憶、沈默、順從提供教訓。現代專制權力強行壓制公民了解和學習災難歷史的權利，嚴格控制有關的公共信息管道，保存真實的歷史記憶因此成為爭取人的自由和自然權利的象征。記憶的不自由和無權利本身就是在那種20世紀特有的人道災難的延續，本身就是這個教訓的一部分。要吸取這個教訓，要學習如何把對以往災難的記憶做為通往未來公義的大門，首先需要的便是了解歷史的真相。…

一方面，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價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沒有的價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由於不同的機遇而誕生出來。另一方面，任何價值都不是憑空創造的，指向未來的價值往往可以在對過去的回顧中找到。只要是好的價值，只要能提升群體存在的意義，價值起先來自什麽地方並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應當是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是否具有所謂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嚴和公正這樣的的價值不適合某國國情的話，那麽要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這些價值。

第三篇的內容涉及的主要是人民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國家不應該是特殊利益集團為自己經營的公司，政府也不應該是施惠與人民百姓的老板。雖然民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政體，但卻是最能讓人民自由、理性地處理自己與國家和政府關係的制度。當然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因此，正如政治家伯恩斯（James M.…

外部的環境制約著民眾能否有條件成為有民主知識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單單依靠外在條件，沒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公民。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本書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書收錄的是我在過去兩年中陸陸續續寫成的一些與公民自我教育與公共政治有關的短文。它們可以說是一些“時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關公民社會的長久問題，希望能對人們普遍關心的公民啟蒙有所助益。這樣的助益不是從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變“真理”推理出來的，而是來自因為有實際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與判斷。

第一篇，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與民主制度的一些問題。現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納了古典共和的一些價值觀，但對古典共和的國家主義和專制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這種民主教育不是通過國家的力量或是經由宣傳教育來灌輸的。它發生在公民社會之中，是一種公民的自我教育。…

陳天華還把國民的權利歸結為政治參與權、租稅承諾權、預算決算權、外交參與權、生命與財產權、地方自治權、言論自由權、結會自由權等。這些國民權利早已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里成為公民常識，但在中國還必須辛苦地予以傳播。

新聞報紙對傳播公民常識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雖然早期傳播共和思想的許多都是小冊子（這令人想起托馬斯·潘恩影響了美國革命的小冊子《常識》）。新聞報紙傳播的民眾面更廣，而辦報本身就是一種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實踐，政治對於普通人的重要性也是在辦報、讀報、討論時事中表現的最經常，最明顯。



陳天華在《國民必讀》中說，“人若沒有政治思想，不曉得爭權利的，即算不得一個人，雖然沒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中國人應“把政治思想切實發達起來，拼死拼命，爭這個政治參與權，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長的胡做亂為，把中國弄得稀糟。”…

在中國，人民變聰明的條件雖沒有美國人好，但決非不可為之事。事實上，自清末以來，就一直有人在努力為之，這是一種以公民啟蒙為目標的努力，只是因為環境太惡劣，才會有時候有成效，有時候卻難見成效。這種努力幾乎都是用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來開啟民智，讓他們知道自由和權利的可貴。



戊戌變法之前，中國人對自由和權利的理解還相當零碎、膚淺。戊戌變法後，盧梭的《民約論》漢譯本在中國出版（1898），“天賦人權”成為思想先行者用做社會啟蒙的思想工具。隨後，受洛克影響而訴諸於自然權利的美國《獨立宣言》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1793至1800年，這樣的公民團體在美國東海岸至少有40多個，它們推動公民責任觀念、公民教育、政治平等和民主。這些普通的美國公民在知識和行動上堅持民主理念，是名副其實的精明的公民。“精明”構成了他們積極扮演公民角色的民主精神和能量。這些公民團體的成員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包括手藝人、工匠、水手、夥計和教師，也有一些醫生、律師和金融人士。



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民主-共和協會的成員有許多都曾經參加過與英國軍隊的作戰，是一些普通的士兵。這與英國在第一次內戰時（1642-1646），克倫維爾打敗英王查理，那些曾在他麾下征戰的士兵形成的“平等派運動”有些相似。平等派運動要求人民主權、擴大公民投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宗教寬容。這些都寫在他們的《人民協議》（Agreement of the People）宣言中，在歷史上推動了英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他們可以說是現代歷史上最早自己變精明的公民。…

自治是公民變聰明的必由之路，托克維爾在美國所看到的，也正是梁啟超希望在中國看到能夠實現的。他在《國民淺訓》中說，立憲國的特點，在中央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自治辦好了，把它放大起來，便是絕好的國會。國民學會了自治，自然也就學會了管理國家。地方自治的好處是普通人便能勝任，而且與國民切身利益相關，容易激起人的興趣。地方自治是人民參政最好的練習場所，是憲政基礎的第一級。



梁啟超還提出，自治是與官治對立的，預備立憲期間以及袁世凱當總統期間，都是讓官員來辦理所謂的自治，其實是南轅北轍。真正的自治“須不假官力，純由人民自動起來”。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起來是出於“人性發自然”，是“不必待教而後能”。從私益出發，從本性出發，是最容易辦的事，國家頒行自治制度，無非是代擬一章程而已，具體事情應由人民自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