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特別注意到游移的空間，在此，語言、影像、物體、情境、空間和時間同時發揮作用，意義亦由此產生。Irwin & Springgay（2008）認為，這種方法論的思考正是Deleuze & Guattari 所說的地下莖（引自 Roy, 2003），地下莖的每一分支在彈性的動態關係中流動地組合，富有變化，或反常地突變，意義和理解不再是從一個原生點呈現出來，而是複雜的、關係性的、意外的。地下莖活化了游移的空間，邀請教師去探討藝術創作、研究和教學的縫隙，這個空間成為社會、文化和自然的轉型場域，成為圍繞着主體、主體間的地方，讓主體由維持均衡和整體的保守力量，轉向生成和對未來的開放。地下莖和游移打破二元論，不只是身體的位置或物體的移動，而是一個過程，一種移動和意義的易位（displacement）。

A/r/t 不僅強調角色的游移，而且重視更多元、精緻的描述方式（graphy），包含視覺、影像和書寫文本；它們並不重複，而是相互補充和增強，教導相似或不同的事情，讓我們理解和鑑賞創作藝術品的過程和產品，不管是物品或專業的表現，都是求知、實踐和創造的統整形式。某些知識並非語言可以獲得，還有其他求知方式，如感官的、實踐的和真實的世界。因此要利用圖文並茂的文本，例如電影、漫畫、詩歌、戲劇、音樂、故事和自傳等，將這三種角色連接起來，而且善用隱喻或類推，使抽象的教育理論具像化，亦提供想像的空間，使成為美感經驗的一種形式。教師利用這些求知方式，超越可能被市場化、被掌握和被教導的「解釋」（explanation），朝向具現化（embodied）的求知方式，朝向流動的、關係性的和意外的空間（Garoian & Gaudelius, 2008）。Irwin（2004）說，我們活躍在移動中，在視覺和書寫文本的互文本性中，A/r/t 的理論是視覺的亦是文本的、多語言的，不同的文本、影像和語言結合、分離又結合，讓我們過有深層意義的生活，顯現被隱藏的，創造未知的，想像我們希望達成的。

A/r/t 的研究者一直強調，A/r/t 是一種實際本位（practice-based）的研究（Irwin & Springgay, 2008），藝術家和教育者將他們工作中的實際視為一種研究形式，不斷進行回歸的、反省的探討，生產知性的、想像的、有洞見的作品，為他們的理解理論化。實際並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覺或存有的方式，而是在學習中、覺知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應用新鮮的知覺，打破常規的理解，脫離熟悉的、舒適的習慣，重新在陌生的領土上生活。這時，研究或理論不再是傳統的資料蒐集然後加以解釋，而是經由複雜的理論化，干擾知識生產和理解，然後脫離位置、重新定位（dis/position）。

在游移的、複雜的空間中，研究的失位、重新定位形塑了研究者的主體。如 Pearse （2004）所說，研究是再搜尋（re-search），重新再看，用新鮮的眼光重新看，以創造新知識或未預測到的觀看世界方式。這種在實踐中質疑、生產知識的立場，使 A/r/t 的探究成為即時的、繼起的、創生的、反應性的。

A/r/t 亦是一種生活的探究、生命的書寫、生命創造的經驗（Irwin, 2004），一種藝術本位的生活探究（Irwin & de Cosson, 2004）。事實上，A/r/t 就是一種行動研究。教育者或藝術家游移在生活和探究之間，不斷活生生的探究，不斷質疑，詮釋教師／研究者／藝術家之間的複雜經驗，擴展探究的課題、脈絡和條件，彼此互相提示、增強和激發，將尚未命名的複雜化，將已獲命名的轉向游移。這是個有縫隙的過程，主體、思想和行動間的境遇產生新的組合和情境，在此，多元的藝術形式、美學認知和模糊的技藝，共同創造了與原有不同的東西。這是一種創造性的折／疊，在折／疊中產生更多的摺疊；理解 A/r/t 是一種折／疊，則被研究的現象或主體都是一個整體，或整體中的一部分，整體中的複雜部分。理論、實踐和創造是摺疊在一起的，構成地下莖的經驗世界的方式。Irwin（2004）強調，藝術、研究和教學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p. 33）；Aoki （2005）亦說，教師與學生「面對面的生活在一起，活出了活生生的學校生活的故事」（p. 160）。所以，A/r/t 是一種生活方式、探究方式、關係性的存有方式。（教育学报，2012 年，第 40 卷第 1–2 期，页 15–30 © 香港中文大学，2012 作者单位：台湾首府大学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