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家今天過來聽我的講座，也謝謝南方都市報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我是第一次到廣州來，能夠和這麽多的朋友一起見面，是非常難得的一次機會。

剛才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提到了文化界教授話語裏的邏輯問題，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公共話語危機裏嚴重的一部分。公共話語可以出現在不同的人群裏，有不同的話語方式，比如說公共出版物，剛才主持人也已經提到了，像《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還有網絡暴民或者是憤青的語言，再有就是宣傳和廣告。此外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假話、大話、空話。然而，我們寄予希望的知識分子人群，他們的話語同樣有問題，汪暉這個事我昨天看到報道，也是很有感觸。我們都說知識分子，或者大學教授們，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們應該比一般人更懂得如何說話，至少是懂得如何在公共場合說話。汪暉的粉絲一般都是念過很多書的，跟憤青是很不一樣的，都屬於知識人群。

在不同的人群中，話語形式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有的人是根本不想講理，這不是我今天所要講的。這些人不講理，因為講理對他們沒有好處，他們有說話權，而別人沒有，他們不講理你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對他們來說講理是多余的。他們不講理是因為他們有控制公共話語的手段，我們需要用公民自由來解決這個問題，比如說自由的媒體、自由的公共言論空間。

我今天也不講具體的邏輯細節，因為這些細節問題，在美國學校裏，是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教起的。我在一篇文章裏詳細介紹了從小學四年級到五年級、到六年級，然後到高中，美國的學制是這樣的，一年級到五年級是小學，六年級到八年級是初中，九年級到十二年級是高中。每一個年級當中，從小學、初中、高中，教學大綱所規定的說理內容我今天就不說了，大家很容易在網絡上獲得。

今天我要講的是中國公共話語惡化的第二種情況，那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麽講理，他們沒有受到過相應的培養教育，他們不知道怎麽理性而邏輯地說話。因此，在與別人交流時，他們對自己的邏輯混亂或者認知缺陷問題，不能有很好的察覺。別人話語中如果有這些問題，他們也不能很好地察覺。這是一個知識和啟蒙的問題，可以通過學校教育來解決。就像我剛才所講的，美國小學四年級就已經開始這樣的教育了，當然每個年級的程度是不一樣的，下面我也會提到美國說理教學的課程設置方面的一些內容。

我們不能改變公共話語所存在於其中的那個制度，或者一下子改變不了，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什麽樣的公共話語是有問題的。剛才主持人提到了關於汪暉事件的辯論，我想說一說辯論的問題。很有意思的是，今年我看到你們這裏的大學作文，幾乎沒有一篇是以公共問題辯論來命題的，很多都是可以讓學生抒情，或者只是發表他自己一個人的意見，幾乎沒有一個作文題目是學生必須考慮對方不同意見的，這是很奇怪的。在美國，大家可能都知道，考SAT近幾年加了寫作這一項，寫作往往要求學生寫一個辯論文。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寫作呢？它不光要說自己的看法，而且一定要考慮對方或者是別人不同意見的看法。所以在一篇作文章裏，如果你沒有考慮到對方不同的理由或者是立場，得到的分數就低於C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DCBA，A當然是最高的了，低於C就是不及格了。學生的作文不考慮其他人的立場或者理由，就自動低於C，那就是說公共話語一定要考慮別人不同的說法，就是這麽重要。這種說理教育是在學校裏發生的，要求學生掌握，而且，之所以能夠使大多數學生掌握，就是通過考試這根指揮棒來進行的。這裏面有很多具體教學的問題，剛才主持人就已經提到了我教英語說理寫作，是的，教學中會涉及許多具體的公共說理細節。

我今天要從古希臘的傳統來談公共說理，當時不是叫說理，而是叫修辭。修辭本身沒有好與壞，看你怎麽用，用得正當就是好，用得不正當就是不好。修辭的方法是常用的，我給大家念一段文章，裏面就有一個叫“似是而非”的修辭手法：為汪暉辯護的人說，“他抄的是小的，為了成就大事業，所以是合理的。但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以後大學者都有抄襲的特權，希望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年輕學者，也都應該有抄襲的特權，否則你就妨礙中國變成學術大國。要變成學術大國，中國必須首先變成抄襲大國。”這是林毓生先生在訪談裏說的。林毓生先生把挺汪暉者的邏輯推向它自己的滑稽結論，你要變成一個學術大國，就要變成一個非常不學術的抄襲大國，揭露的就是挺汪說法的那種看上去有理，其實謬誤的“似是而非”。

但是，“似是而非”也可以用作一種正當的修辭手法，例如“自由”的觀念就可以用似是而非，或者說似非而是的手法來表述。什麽是自由呢？自由的合理性來自於限制自由。每一個人的自由，如果只是你的事情，不成為公共問題，但是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如果你的自由妨礙了別人的自由，那麽就不是正當的自由了。在中國我有一個強烈的印象，經常在飯桌上聽到教授們講黃段子，不管有沒有女教授在場，都是照講不誤。我覺得這裏就有一個“自由”的問題。你講黃段子當然是你的自由，但是別人，特別是女同事，有不聽你黃段子的自由。當你的自由妨礙了別人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性騷擾了。真正的自由包含著自我約束，也就是說，真正的自由包含著對自由的限制。

希臘的話語倫理講究說話要有真實的內容，脫離了真實的看法，說得再巧妙也是不正當的，不正確的。忽視真實的問題在我們的高級知識分子當中也經常出現。那一天《南方周末》的一個編輯跟我來信，告訴我，他收到北京大學一位教授的來信，批評報紙報道汪暉抄襲是一邊倒，我們怎麽來看這個事情呢？我覺得這個事情放到美國的中學課堂上就不難解決了。從小學四年級時，老師教學生們最基本的一個東西，就是辨別事實和看法，比如說中國是一個亞洲國家，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什麽可以質疑的。但是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那就是一個看法，任何看法都是必須要證明的。
我們在汪暉這個事情當中，可以用這個簡單的四年級的基本區分來看這個問題，汪暉的文章和別人的文章有文字的相同，這是一個事實。在事實問題上，永遠是一邊倒的，也應該一邊倒，因為事實有真實引力，就像是蘋果從樹上掉下來，一定是往地上來，不會往其他方向飛。真實將所有有理智的人都引向一個方向，事實是一邊倒的。但是，看法不同，看法不應該一邊倒。在汪暉這個事件當中，連汪暉的粉絲也不否認他的著作有一些東西跟別人是一樣的，但是不等於說有了這個事實就沒有不同的看法了。不同的看法有兩種。

首先，我們可以為這個事實做不同的“命名”，命名是一種看法。比如有的人說這是“剽竊”，而另外一些人則說這是“學術不規範”，說剽竊或者是用學術不規範都是對汪暉挪用他人這個事實的看法。說不當挪用或者是挪用，就比較的接近事實了。第二種不同看法是關於如何對待汪暉挪用或不當挪用他人的，也就是對事情嚴重性和性質的看法，比如說在訪談中，林毓生先生認為，必須要嚴肅的對待，不然的話清華大學校方就要負起責任，這是非常嚴厲的。還有人認為事情過去就過去了，不需要追究，可以不了了之。這些都是看法，不同的看法都是需要證明其合理。這就是說理。但是，不管如何證明，看法是不能代替事實的，無論什麽樣的看法，都不可能把汪暉挪用這個事實說沒了，而且汪暉自己對這個事實的看法也很重要，應該自己說出來，事實和看法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區分。

我自己也覺得很納悶，剛才主持人也說了人都有邏輯，我也是同意的。的確，邏輯是一個非常淺顯的東西，如果我們將公共話語僅僅歸歸結為邏輯，這就太淺了，就像學語言的人，基本的語言能力都是有的，比如說主謂賓，這是不需要學習的。當用一個形容詞修飾一個名詞時，想都不用想，說的話一定是準確的。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呢？這就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本來就有的能力，用柏拉圖的話來說，是藏在我們記憶裏的東西，只要將它喚回來就行了。我們在學校裏將這些基本的語法，或者是基本的邏輯告訴學生，都是非常簡單的知識，因為一個小孩子學起來都不會太難。
人有問為什麽的本能，為什麽提供的就是基本的邏輯解釋。兩三歲小孩子經常喜歡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麽，當然小孩子不能辨別你給他的為什麽是不是就是真正的為什麽，但是只要你給他一個為什麽，他就覺得事情得到了解釋，這是人的本能，人和動物不一樣的地方。有一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實驗，這個實驗是關於人接受不同的為什麽理由的，有時候我們並不需要接受一個非常正確的理由，我們只需要有一個理由就行了。說明人為什麽要理由的實驗很簡單，在使用的覆印機前，一排學生在那裏排隊，然後安排了幾個學生去插隊，有三種插隊的方式，沒有理由就去插隊、用不是很好的理由插隊，和用好的理由插隊。結果沒有理由插隊的人也可以插到的，大概是64%，插隊成功了。但是有理由的人，用很差勁理由的人，成功率高的多，比如說我只有一張你讓我先印，我馬上要上課你讓我先印，這一類理由成功率達到93%.有理由和沒有理由的成功率就完全不一樣了。那些用非常好理由的人、非常正當理由的人，成功率不過94%.

這告訴我們什麽呢？在我們的心理當中，宣傳不僅是宣傳者來騙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認知機制裏，有很多非常容易、非常願意上當受騙的因素，所以有這個問題，為什麽這麽多廣告，大家看了這麽多廣告、聽了這麽多宣傳，明明可以總結上當受騙的經驗，但卻還是那麽容易上當呢？這是因為我們很少檢查自己受騙上當的心理機制。這個問題在中國特別嚴重。理性說理、辨別真偽的普遍公民能力，是在特定的文化傳統當中形成的，它並不是說從天上掉下來的。

2010年6月

（徐賁(Xu Ben)，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畢業於復旦大學，獲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提倡民主、法制、公民教育等普世價值。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08）、《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