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列舉“犬儒”的表現時，您說他們總是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絕對公正。為什麽“看穿”被您視為現代犬儒的重要特征?

我說的是由於看穿和看透而喪失求變意識和否定求變可能的那種犬儒主義。它的必然表現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講究現實和實惠，察言辨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種“老狐貍精智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難得糊塗”，或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說的， “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6、就您對中國當下社會的觀察，學術環境里的知識分子在“犬儒”這件事上的態度，表現得和普通大眾是否有所不同，區別在於什麽?

普通民眾一方面對政治體制抱有不滿和憤怒，另一方面卻又充滿了無力和無助的感覺，因此對社會和未來的任何良性改變都喪失了希望和期待，陷入一種得過且過、隨波逐流、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絕望處境。這樣的政治犬儒主義在民主和專制國家里都有存在。

另一種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犬儒主義，它與一般民眾犬儒主義不同在於，它經常是理論化的。例如，知識分子的政治犬儒主義在價值問題上采取或宣揚絕對的相對論，成為實際上的道德虛無主義。常見的知識分子政治犬儒主義結合了政治投機和個人功利，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或是它們的某種混合形式)——遙遠觀望和積極投效，觀望和投效的對象都是統治權力。例如，有一些在西方任教，擁有西方國籍的新左派教授人士。他們對公民權利無保障的危害是有認識的，因為他們自己並不願意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但是，他們對別人在這種制度中的處境卻無動於衷，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不惜在理論上為這樣的制度辯護，積極擺出一種特別能理解和接受的姿態。

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玩的是一種精致的遊戲，普通人是玩不起來的。例如，有文化研究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文革時的“忠字舞”相當於今天跳迪斯科的大眾文化。毛澤東說的文革每5到7年搞一次，就相當於民主制度下定期自由選舉。當然，我們可以不理睬這樣的說法，只當他們是胡說八道。但是，他們不是神經病患者，他們是學者，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胡說八道呢?那就必須有一個解釋了。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就提供了這樣的解釋。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哲學家法蘭克福(Harry Frankfurt)在他的《論屁話》(On Bullshit)一書中分析了這種犬儒主義的胡說八道，這本小小的書已經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包括中文。他認為，胡說八道比欺騙和說謊更有害於社會。我想不妨添加一條：知識分子的胡說八道則又是所有胡說八道當中最有害的。

7、2013 年 6 月，著名企業家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上提倡企業人士應該“在商言商”。後來您在文章里說，這是一種以“專業主義”為名的犬儒主義。所謂“專業主義”為名的犬儒，和中國人常說的“莫談國是”是一回事嗎?

是的，問題不在於莫談國是，而在於把這當成一種智慧，一種本就應該如此的正常狀態，自以為聰明，拿來規訓別人，這就成了我前面說的“老狐貍精智慧”。誰都知道，生意要做大，就得有當官的做靠山，在中國，當官的就是政治。“在商言商”“在學言學”都是與現實不符的。明知不符，還硬要這麽說，這是醒著的人在裝睡，是一種典型的犬儒主義。

8、有人說“最激烈的理想主義者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虛無主義者”，您認同這個說法嗎?其間原因何在?

美國喜劇演員，社會批評家George Carlin說過，“每個犬儒主義者的內心都有一個失望了的理想主義者。”( Inside every cynical person, there is a disappointed idealist." 希望越理想化，就越是容易失望和幻滅，從幻滅過渡到放棄所有的希望，這是很自然的轉變。因此，犬儒主義的對面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美國著名記者Sydney J. Harris說過一句話很有道理的話：“理想主義者認為，眼前發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犬儒主義者認為，長期以後發生的事情是不重要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眼前做什麽或不做什麽決定著長期以後會發生什麽。”(An idealist believes the short run doesn't count. A cynic believes the long run doesn't matter. A realist believes that what is done or left undone in the short run determines the long run.)拒絕犬儒主義不等於回到天真的理想主義(所謂的“青春無悔”)，而是要從失敗的浪漫理想主義汲取教訓，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未來的希望，既不放棄希望，也不盲目樂觀。（後續）


（2016-01-27 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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