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學問不應該只在於各自的學科專業，還應該有公共問題的意識和關心。不幸的是，當下“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一個罵人的話，這是社會犬儒化、愚昧化的一個表征。

《人物》雜誌就徐賁新書《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的采訪：

1、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犬儒”這個詞有著怎樣的歷史和現狀，您如何定義它在今天的基本含義?

我討論的現代犬儒主義完全不同於古代犬儒主義，也與古代犬儒主義沒有直接的關係。在中國語境中的犬儒主義，它的基本含義結合了西方現代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化的元素。由於犬儒不是一個中文原有的概念，中國對現代犬儒主義的研究也遠沒有西方豐富，所以犬儒主義還是一個“借鑒”的外來概念。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至今沒有任何現成的中文本土概念可以代替犬儒主義，犬儒主義對我們來說又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概念。任何一個不可缺少的外來概念，如幽默、現代性、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憲政，其來源的中西古今，或開始有些陌生並不重要。只要一個概念是我們所需要的，又比其他概念更合適，那麽，它在本土環境中運用，就一定會在運用過程中有調整和豐富的機會，漸漸也就不覺得陌生了，而且少了它就無法說清許多事情。

我所用的犬儒概念與今天中國社會文化有兩個主要的相關方面。

第一是，徹底看穿、看透，因為徹底，所以絕對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變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變的努力，成為一種虛無主義和絕對的相對主義，憤世嫉俗、玩世不恭。人們因為看穿一切價值標準的“虛偽”和“權力操縱”，而否定一切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和價值追求，他們在無權的時候無不可忍受，有權的時候則又無所不為。

第二是，明知不對，照做不誤。難得糊塗。德國學者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里把這種明白和覺醒稱為“啟蒙”。他把犬儒主義定義為“受過啟蒙的錯誤意識”，也就是明白人的迷思(或錯誤行為)。這種犬儒主義不僅關乎社會中的體面人士，而且也關乎所有普通民眾。在這樣的犬儒社會里，說的時候人人明白，做的時候人人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自欺欺人，也都知道別人在自欺欺人，“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些什麽，但依然坦然為之”。

德國作家埃里希·凱斯特納(Emil Erich Kästner)的小說《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個名叫邁爾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制度中，但卻對此無動於衷。他說：“我在撒謊……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謊，我知道這個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還是在盡我所能為這個制度服務。” 凱斯特納描繪的是一個醒著的人在裝睡，一個明白人在裝糊塗，他不僅知道該裝什麽樣的糊塗，而且知道該怎麽裝。這是一種高明的，無是非觀的糊塗——難得糊塗。

魯迅在《準風月談·難得糊塗》里說，“糊塗主義，唯無是非觀等等——本來是中國的高尚道德。你說他是解脫，達觀罷，也未必。他其實在固執著，堅持著什麽，例如道德上的正統，文學上的正宗之類”。古代的犬儒主義者是有是非觀和對錯原則的，而且還能做到在個人行為中身體力行。

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義》一書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臺上才能向他們批評的靶子投石塊。一個自己處於墜落中的人投石塊既使不出勁道，又沒有準頭”。今天中國“難得糊塗”的犬儒主義是處於墜落狀態的犬儒主義，犬儒者有的根本就沒有供他們作是非判斷的理想平臺，有的即便是有，也只是用於看穿世態，出於明哲保身或其他理由，他們是決不向任何靶子投石塊的。

2、您為什麽將犬儒主義作為指向當前中國社會普遍深層問題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概念?

不能說是最重要的，只能說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概念。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有需要，第二個是無以代替。第一個因素在邏輯順序上是第一位的。（待續）（2016-01-27 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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