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您有一個觀點，“不相信”對“犬儒”來說是一個動機，也是一個結果，它存在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

凱爾德維爾(Wilber W. Caldwell), 在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一書里指出，我們可以從原因或結果來說明犬儒主義，其原理是，“如果我們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原因(或對它的反應)，那麽就會獲得對它的了解。盡管這比較間接，但仍然是一種有根據的正當方式。因為這樣可以使定義依靠日常語言，而不是抽象的(哲學或理論)語言。而且，必須看到，不同種類的犬儒主義是不同原因造成的，運用的是不同的策略，產生的是不同的效果。”他是把原因與結果放在一起說的。一方面，絕對看穿，什麽都不相信，就會什麽都不接受，雖然到處看到不滿意的事情，但都不會有所行動。另一方面，自己無所行動，怪這怪那就是不怪自己。說自己不行動，是因為早就看透了任何行動都不可能有任何積極的結果。這就落入了習慣性犬儒主義的惡性循環。

13、您去年發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用腳後跟想的犬儒主義》中，有一句“習慣性犬儒不知道什麽應該懷疑，什麽應該信任，什麽情況下可以懷疑，什麽情況下要守護信念。”您認為什麽應該懷疑，什麽應該信任?

無論是懷疑還是信任或信仰都必須基於理性的思考，理想思考的結果是否具有真理價值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思考是為了尋找和接近真理。因此，理性思考與犬儒主義那種非理性的自動拒絕是對立的。懷疑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拒絕真理，而是對真理抱有不舍的期待和追求。 但是，對自稱為真理的東西，懷疑則又是一種必要的有效檢驗方式。

胡適說過兩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胡適說的“在不疑處有疑”就是用懷疑去求實，如哲學家波普爾所說，證偽可以拓展為一種由懷疑主導的求知甚至生活方式。胡適說的“在有疑處不疑”就是信任，1960年12月30日早晨，胡適喉部有點發炎，胡適的秘書胡頌平懷疑這是“昨晚喝了不算太好的酒的緣故”。胡適說：“不要怪人!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怎麽好怪人家的酒不好。”這是“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人生活在這世界上不能什麽都不相信，什麽人都懷疑。我們不能誰都信任，那是天真，但也不能誰都不信任。莎士比亞說，“愛所有的人，信任幾個人，不要對不起任何人”(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當中這個“信任幾個人”是最難的，因為人生中最難的事情之一便是只信任值得信任的人。正因為難，信任本身才是如此珍貴，而不是像犬儒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毫無意義。因此，如果誰對你付出了信任，你也就有了不背叛他，不出賣他的道義責任。不把信任當一回，這樣的犬儒主義一定會給損人利己、賣友求榮、落井下石、無所不為的惡行打開大門。

14、書里您提到：“犬儒主義並不總是一無是處，它缺少的是判斷力，它無法判斷什麽時候可以犬儒，什麽時候不該犬儒。” 這種判斷力具體來說是怎樣的?我們何時可以犬儒，何時不該犬儒?

“判斷力”(judgment)是一種實踐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無從談理性。二是行動，思想引導行動，否則便是自娛自樂的遊戲。判斷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區分不同的情況，好有所不同的行動。阿倫特說，思想是判斷的準備，我想應該就是這樣意思。人真正要學習的不只是知道有哪些事情，而且是那些事情的意義，而這不能只憑記性好，而是更要有判斷力。

做事也需要判斷力。大人對小孩子說：聽話，照做，就不會有錯。那是因為小孩缺乏判斷力。對成年人不能要求這樣。政府不能只是要求民眾聽話，照做，不能把他們當沒有判斷力的成人兒童。聽話，照做的民眾是不會鍛煉出自己的判斷力的。他們只能永遠聽由權力的控制和擺布。

美國科學史家Stephen Jay Gould說，“如果不學會運用判斷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聽從自己的希望，這就撒下了在政治上受人擺布的種籽。”也就是說，惟有依靠判斷力，我們才能知道什麽是該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麽是不該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例如，有人對你說，一年等於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算你非常期待實現共產主義，你也應該判斷一下有沒有這個可能，判斷一下說這個話的人可能是什麽用意，有什麽目的。

犬儒是一味地聽從自己的懷疑，所缺少的也是判斷力。對於懷疑，判斷力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惟有通過判斷，我們才能知道什麽時候或對什麽應該懷疑，什麽時候或對什麽不應該懷疑。胡適說的“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體現的就是他的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