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一篇《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歷史必然性》文章引起了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遭遇以及何種“歷史必然性”的關註。這個時候閱讀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和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便對我們更有溫故而知今的意義。

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在一波又一波“思想改造”的暴風驟雨中無助地接受命運的擺布，他們遭受的厄運——那種來自生存逆境的批判和羞辱，以及以此如影相伴的驚恐、迷茫、順從、自虐、進退失據和不知所措——一直在今天的各種回憶文字中被敘述。但是。歷史家不能滿足於單純的事件敘述，他們所關心的不只是“發生過什麽”，而且還更要追問“為什麽”。“為什麽”是歷史學家所需要特別貢獻的深度思考。陳徒手研究1949年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它的“有所思”應該是一位歷史研究者在敘述“過去事實”之外的心之所系。

然而，應該說，作者在書裏直接作出的“有所思”並不多，反倒是他的敘述方式往往會觸動讀者，讓他們自己有所思。例如，在對俞平伯遭批判的敘述中有這麽一段：“高校的紛爭亂象開始呈現，人人自危，相互牽扯。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準備寫三篇文章，分別是批判俞平伯、胡適和檢討自己。而北師大中文系主任黃藥眠卻把批判目標對準李長之，認定李長之在《文學遺產》所發的有關陶淵明的文章有問題。黃布置下屬引發李的文章準備討論，展開鬥爭。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 ‘三反’是脫胎換骨，這次要刮骨療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謨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寫文章之事作為批判的話題，說俞找別人寫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嚴 重的剝削行為，而自己未能很好勸阻，必須做出誠懇的檢討。”

這段敘述的前半部分是說北師大的事，後半部分說的則北大的事，合在一起，加強了敘述的效果，讓讀者對知識分子的“內訌” 有了深刻的印象。這種狗咬狗式的“內訌”不僅是對知識分子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成功戰績，而且有效地迫使他們在自我羞辱中自我沈淪。在對知識分子的集體迫害中，每個個體的知識分子都負有助紂為虐的罪過，那些一向重視甚高的知識分子為什麽會淪落到這樣一種可悲的境地之中呢？

也許歷史敘述不是一個為這類問題提供充分解答的地方，但是，閱讀這樣的歷史卻會喚醒尋找一個解答的要求。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著名實驗所說明的那種“對權威的服從”是否可以提供某些解答呢？1949年以後，整個中國社會都被構建成一個巨大的思想改造和馴化的“服從權威”實驗室。在這樣一個被徹底控制了的，而且極為成功的社會實驗中，個體知識分子的性格差異能影響或改變最後的結果嗎？

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讓我們看到，，他所研究的三位著名知識分子，張東蓀、王蕓生和潘光旦，雖然個人性格和馴化過程各不相同，但最後的馴化結果卻並沒有什麽區別。這樣的傳記式敘述並沒有刻意把1949年後知識分子的厄運與一個時代的巨大馴化工程聯系起來。相反，它似乎把知識分子在政治虐待下的遭遇歸咎於具體個人的某種性格弱點，尤其是歸因於他們不該自不量力地參與了本不勝任的政治，“坦率地說，政治理應是那些渴望展示自身能力並熱衷於用權力造福一方的理想家的事情。一介書生，放著自己喜歡的學問或擅長的文學不做，放著自己愛的人不能去愛，為什麽非要跨界去搞什麽政治呢？”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在中國成為問題——它在許多別的國家並不是一個問題——卻顯然完全是由他們那個時代的巨大馴化工程所造成。

楊奎松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看到的“一個最大的歷史悲劇”是，“他們是最早投身於救國救民，自認為最了解政治大勢的一群；最後，他們卻成了政治場中最不知所措、動輒得咎、受人輕視的一群。”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厄運似乎是由他們自己錯誤的自我社會定位和“不安分”的政治抱負所造成，是他們為“自以為是”和“自不量力”付出的代價，因此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責怪受害者是一種歷史逃避而不是一種歷史解釋。“少數”思想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僅咎由自取，而且還引發政府打擊面擴大，連累了其他知識分子，這當然也是一種對歷史發生“為什麽”的解釋。然而，這個解釋所涉及的關鍵問題，也就是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卻並不能從知識分子該不該過問政治或該不該有所關懷來得到一個簡單的解答。同樣，今天試圖簡單地用“歷史必然性”來回答這些問題，它本身就是某種思想馴化或服從的結果。

人們一般把知識分子的馴化歸咎於極權統治強加的政治壓力，為了統治的穩定，新的政權需要對“舊知識分子”進行改造，強迫他們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認同已經改朝換代的新統治者。政治壓迫確實是一個促成的因素，但解釋像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集體自虐和沈淪這樣的重大的變化，決不能忽略他們思想的內在因素。法國社會學家雅克·埃呂(Jacques Ellul)在他的宣傳研究中發現，現代社會中最容易接受宣傳的其實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吸收二手的、無法證實的信息神話比一般人來得多，他們總覺得需要對一些重要的事情或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傳提供的一些現成看法。而且，他們會把不知不覺中接受的宣傳誤以為是自己新想法。由於他們是與意識形態語言接觸最多的一個階層，他們自己的語言往往不知不覺地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語言的一部分。接受這種宣傳的結果便是所謂的“思想改造”。

埃呂還指出，思想改造的兩個機制因素是組織化的環境和批判語言。典型的組織化環境是“單位”和“開會”，在單位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掌控下，“開會”的目的不是討論問題，而是強迫特定的批判對象承認錯誤。處在這種環境中的個人無法與他人平等對談，他被徹底孤立、隨時遭受攻擊和羞辱、感到恐懼，他的心理抵抗力會消失,思想也就會聽由他人擺布。批判語言既是語言暴力又是條件反射的訓練，一個人處於這種語言的密集斥責、聲討、命令、訓導的控制之下時，必然會陷入一種失語（“無言以對”）的恐懼，他的思考能力會迅速退化和衰竭。思考能力的退化開始也許只是強制性外因的結果，但是，結果也可能成為原因，它強化了最初的原因，導致了相同結果的強化，如此循環和擴展，造就了整個知識分子群的集體“思想改造”。就揭示思想改造的組織和語言機制對人的精神傷害而言，《故國人民有所思》和《忍不住的“關懷”》都為讀者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間。

歷史中發生的事件未必都一定就有了“必然性”。在歷史解釋中和在刑事辯護中一樣，所謂“必然性”（necessity）是一種開脫，指的是不能不如此，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必然性是一種合理性和正當性的辯解，而不只是一種對過去發生的描述。如果過去的事情，不管好壞和對錯，都因為是在歷史中發生而自動獲得合理性和正當性，那麽，那裏還需要我們對歷史作批判的反思並由此吸取歷史災難的教訓？避免歷史災難的重新發生應該是歷史研究的一項重要社會使命，這就要求歷史學家認真對待過去災難事件的人為過失原因，而不只是用所謂的“必然性”為之進行沒有說服力的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