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民族心理的負面因素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中積澱而成的。其中最有害的就是奴性、忍讓、得過且過、吃虧是福、隨遇而安、奉承權貴，不以為恥，反而當作一種“生存智慧”。魯迅先生描繪的阿Q轉化為“阿Q精神”，要是直接翻譯成西文，西方人一定不明白是什麽意思，解釋也要大費周章。但是，如果解釋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犬儒主義，他們一聽就懂，那就省事多了。

前面提到的“難得糊塗”可以說是最具國粹特色的犬儒主義。老莊哲學和各種“隱逸”理論也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犬儒主義因素。例如，《莊子》里有一個“華而不實”的故事：

齊景公對晏子說：“東海里邊，有古銅色水流。在這紅色水域里邊，有棗樹，只開花，不結果，什麽原因?”

晏子回答: “從前，秦繆公乘龍船巡視天下，用黃布包裹著蒸棗。龍舟泛遊到東海，秦繆公拋棄裹棗的黃布，使那黃布染紅了海水，所以海水呈古銅色。又因棗被蒸過，所以種植後只開花，不結果。”

景公不滿意地說:“我裝著問，你為什麽對我胡謅?”

晏子說：“我聽說，對於假裝提問的人，也可以虛假地回答他。”

這個故事也收在古代笑話里，可是，今天人們閱讀這個故事，未必都真的會笑出來。先秦的古代笑話中不少是像“華而不實”這樣的“笑話”，如自相矛盾、削足適履、買櫝還珠、杞人憂天、刻舟求劍、守株待兔、東施效顰等等。這些笑話都是談言微中，能透徹入微地擊中某個問題的要害。

就“華而不實”的故事而言，有的人會覺得齊景公可笑，居然煞有介事地提出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的人會覺得晏子很智慧，幽默地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但是，也有人會覺得晏子有些犬儒，明明知道齊景公在瞎問，卻還一本正經說些讓他中聽的好話，跟著他瞎胡調、搗漿糊。要是齊景公不接著再問他為什麽胡謅，那晏子的好話或智慧豈不就成了附和和諂媚?

其實，在現實生活里，並不是所有的王者(或上級)都像齊景公那樣明白或願意承認自己是在瞎說，而下屬在順應著他的喜好並隨聲附和時，也很可能並不是為了提醒在上者的謬誤，而反倒是鼓勵他更過分地瞎說。大躍進的時候，有科學家證明糧食準能畝產萬斤。要是當過農民的領導人問科學家，“我假裝相信，你怎麽也跟著胡謅”，也許科學家可以給他一個晏子式的回答：“我聽說，對於假裝相信的人，也可以虛假地為他提供科學證明。”可是，領導人並沒有這麽問他，所以，科學家的附和行為只能到此為止，他說的那些在上者順耳、中聽的話便只能是一些無原則的瞎話。這是犬儒主義的行為。

中國的傳統“智慧”中有不少這樣的東西。童蒙書、家訓、善書里比比皆是。例如，《增廣賢文》里有許多看穿、看透世道險惡，因此要明哲保身、竭力躲避、莫管閑事的箴言教誨。如“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逢人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 見事莫說，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

這種人生智慧一直在影響著中國人，例如，至今“莫談國事”仍然是許多中國人的處世哲學，不斷在新的環境下翻陳出新、發揚光大，變成提倡在商言商、學術專門化，鄙視“臭公知”等等。有人稱這是“老狐貍精哲學”，我稱它是犬儒主義。

4、您把犬儒主義區分為公開的犬儒主義與戴假面的犬儒主義，它們的表現分別為何?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分別?

這種區別是不同政治環境，尤其是言論自由的狀況造成的。它們的基本區別在於，當一個人因為犬儒主義而不相信統治意識形態、制度、權威、信仰體系以及由權力或習俗規定和主導的法律或價值規範時，尤其是懷疑和鄙視政府、政治權力和政治人物的時侯，公開的犬儒主義會在公共言論和行為中表示出來，而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則經常不會，不僅不會表示不相信，而且還會假裝成相信的樣子。

公開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懷疑，公然拒絕，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義對那些也是什麽都不相信，但正因為對什麽都不相信，所以對什麽都可以裝作相信。他們玩世不恭，隨波逐流，最後有的連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還是不相信，於是索性不去管它相信不相信，“難得糊塗”地過一天算一天。

當然，這不等於戴面具的犬儒主義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們私下或在不那麽公開的場合中也會有不戴假面的時候。這時候，不加掩飾的犬儒主義就會以各種親密和親近者之間的玩笑和謔戲方式表現出來，往往是在飯桌上、娛樂消遣的時候，如畢福劍開毛澤東玩笑那樣。


（2016-01-27 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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