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賁·後聖人時代需要精明的公民 (上)

外部的環境制約著民眾能否有條件成為有民主知識和能力的精明公民,但是,單單依靠外在條件,沒有自我教育和自我啟蒙,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公民。如何看待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本書關注的一個重點。

本書收錄的是我在過去兩年中陸陸續續寫成的一些與公民自我教育與公共政治有關的短文。它們可以說是一些“時文”,但提出的也是一些有關公民社會的長久問題,希望能對人們普遍關心的公民啟蒙有所助益。這樣的助益不是從民主和公民政治的不變“真理”推理出來的,而是來自因為有實際需要才作出的一些思考與判斷。

第一篇,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美德與民主制度的一些問題。現代民主共和的公民教育不僅是公民教育,而且是民主的公民教育。它吸納了古典共和的一些價值觀,但對古典共和的國家主義和專制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這種民主教育不是通過國家的力量或是經由宣傳教育來灌輸的。它發生在公民社會之中,是一種公民的自我教育。


它同時也是一種來自民主憲政的制度教育,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二任總統)曾這麽寫道: “最好的共和是具有美德的共和,以前也有過;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德是完善的憲法所造成的(教育)效果,而不是造就憲法(和憲政)的原因。而且,如果能讓壞蛋們相互看管(不做壞事),也沒有理由不相信強盜們也能建立起共和。而且,就算是強盜們,也能從他們相互爭鬥的經驗學會誠實。”


民主憲政對國民的教育作用並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政體對權力的限制和平衡來間接地發生作用。人並不是天使,只有讓人與人相互監督和平衡,以權力制衡權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形成合乎人性的秩序。這也就是精明的公民們所能在現實中期待的那種制度性秩序。

第二篇,討論的不同具體事情大多涉及到民主價值與民主政治對民眾的實踐啟蒙作用。美國思想家阿蘭·布魯姆(Allen Bloom)說,“真正的價值是那些可以用來指引人生,凝聚人民,讓他們有高尚行為和思想的價值。”每一種新價值的誕生,都使人民獲得一種新的意義。一個沒有價值觀的群體是不能說真正存在的,也不可能有共同認可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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