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犁國或作扈利、枝扈黎，《太平禦覽》卷790引《南州異物誌》云：“扈利國在奴調洲西南邊海”，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胡格里(Hugli)河口泰姆魯克(Tamluk)一帶。《南州異物誌》記載，自迦那調洲西南七百里至扈利河(今印度東北胡格利河)口。



《水經注》卷2《河水注》引康泰《扶南傳》云：“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極大秦也。”《神丹經》云：“扈犁國，古奴斯調西南入大灣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昆侖西北，流東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國萬餘里。”所謂“大江”當指扈利河。扈犁國又稱多摩梨(一作栗)帝國，法顯《佛國記》云：“順恒水東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國……從此東行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23〕…

恒河河口有國名擔袂，《水經注》卷1引康泰《扶南傳》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人，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中，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由天竺江口繼續沿海岸西南行，則可至印度南部沿岸之加陳國，亦可西南行越海至師子國。《神丹經》云：“加陳國在歌營西南海邊，國海水漲淺，有諸國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財物，賈人當須輩旅乃敢行。”加陳大約在今印度西南岸，應當是商舶西行的一個重要轉運港。

從句稚、投拘利口西北行至天竺江口，船隻經行“灣邊數國”，有如下諸國可考。

橫趺國《太平禦覽》卷787引康泰《扶南土俗》云：“橫趺國在優鈸之東南”，優鈸國在今緬甸沿岸，則橫跌國當在馬來半島西岸，或緬甸沿岸。

無倫國一作無論，《通典》卷188云：“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云“隋時聞焉”，不確。《神丹經》已提及此國，云：“無倫國在扶南西二千餘里。有大道，左右種桄榔及諸華果，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飯蒲桃酒。木實如膠，若飲時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壽，或有得二百年者。”其地大約在今緬甸卑謬(Prome)一帶。…

3至6世紀，自建康(今南京)出海遠航，取道菲律賓、文萊至馬來西亞的航線似乎也得到開辟，菲律賓成為中國南海至馬來半島航線的中轉站。有的學者認為中菲關係起於公元3世紀，即中國漢末至西晉初年。吳國遣將軍衛溫、諸葛直接將兵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有學者認為即菲律賓。〔16〕



《梁書》卷54云：“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加里曼丹島)，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此自然大洲，一般認為即菲律賓。礦學工程師麥基(C· A· Mitke)《菲島開礦史》云：“第三、四世紀時，中國人已經到菲島來了。…

法顯自耶婆提國(在今爪哇或蘇門答臘島)，“東北行趣廣州”，漂至長廣郡，亦當經中國南海。商人們知道，自耶婆提國至廣州，“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說明這種商船經常往來於兩地之間。《高僧傳》卷3記載，求那跋摩先至阇婆國，又從阇婆至廣州，其航行亦在此線上。從拘那羅陀西還的行程還可以知道，他從梁安發船，並不是傍岸行船，因為那樣必然經過廣州。他是從南海被大風吹到廣州，說明他本來的航線並不經過廣州，而應該是離開海岸西南去往扶南，當年他是從扶南來廣州。…

在從中國至扶南的海路上，人們注意到了南海諸島。魏晉六朝時開辟了從廣州出發，經海南島東南進入西沙群島，直航南海的航線，然後經過今印尼諸島或馬來半島南端進入馬六甲海峽，穿過海峽抵句稚港。《三國誌》卷47《孫權傳》記載，吳赤烏五年(242年)七月，孫權“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神丹經》記載的杜薄、阇婆二國，“在扶南東漲海中洲，從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數十日乃到”。據其地望，當即今印尼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說明了當時兩地間的交通和中國人已知兩地之間的航線。據《北堂書鈔》卷134引《宋元嘉起居注》、《宋書》卷97《夷蠻傳》、《梁書》卷54《諸夷傳》諸種文獻記載，地處今印尼爪哇、蘇門答臘島和東馬來西亞、文萊的呵羅陀、呵羅單、阇婆(達)、婆利、媻達(一作婆達)、干(一作斤)陁利等王國，在南朝時頻來中國朝貢。這似乎能夠說明經中國南海至今印尼或馬來半島南端，由此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至扶南屬國句稚的航線的存在。…

3至6世紀，中國所知南海以西國家，史載約有40餘國。〔1〕從海道東端即中國方面看，由於分裂割據的局面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利用海道與西域交往的，主要是三國時吳、兩晉和南朝諸朝。這一時期，由於各國航海水平的提高和造船技術的進步，海上交通的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中西間海上交通與交流比之兩漢有所發展是以此為基礎的。本節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時期海上航線的變化略做探討。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把魏晉六朝時中西間海上航線分為三段。

3.1.1從日南至扶南典遜、句稚…

他號召要關注呈現的問題，通過記錄、描述、闡釋來保存傳統，發現它們在演出中自然形成的終極目的，那就是交流。他全神貫注於口頭演述的詩學特質，如口語的範型、平行式、修辭結構等，並通過他的著作《「我想告訴你卻徒勞」：美洲土著民族誌詩學文集》（「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而將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在重申了他認為切奴克人的敘事是詩歌的而非散文的觀點之後，海默斯系統地分析了這些敘事的修辭的和審美的特征。



此外，他在《突破演述》(Breakthrough into…

「民族誌詩學」的創立，體現了口傳文學的再發現對文學文本概念和英語世界中的散文與韻文二分法的挑戰和更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學派的主將皆以研究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和瑪雅人）的口頭傳統和口傳文學而著稱，因此他們首先利用在本土社區進行田野作業的語言優勢，力圖從交流和傳播情境的傳統內部來體認口傳文學存在的條件，進而發現和描述從口傳到書寫的文學變異，以及由迻譯而產生的信息缺失、傳達變形、闡釋誤讀和效果斷裂。例如，民俗學家和歷史學家巴瑞•托爾肯就拒絕使用脫離語言傳統和文化語境的寫本或抄本，因為它們會引發出數不清的誤讀問題，他指出那些接近於所謂文學用途的既有文本極其冒險，充其量只能視為「大綱」。而他本人的田野工作及其對納瓦霍人（Navajo）故事講述家的研究揭示了許多前人搜集的文本中沒有記錄的文體特征，而他關於北部美洲本土傳統(Native American Tradition:…

在口頭程式理論和講述民族誌(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響下，為推動口頭藝術文本呈現的新實驗，美國一些有人類學、語言學興趣的詩人與一些對詩歌頗有研究的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之間產生了共識，強調要將講述、經頌、歌唱的聲音還原給諺語、謎語、挽歌、贊美詩、寓言、公開演說和敘事等口頭表達文化。



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傑諾姆•魯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 聯手創辦的《黃金時代：民族誌詩學》（Alcheringa: Ethnopoetics）在…

「黃禍」論起源於歐洲，其發端可以追溯到當地人對亞洲韃靼人進攻歐洲的恐懼記憶。而從「啟蒙時期」（编註：17-18世纪）開始，厭惡東方（主要是中國）「專制」、「野蠻」、「封閉」的文明優越感，逐漸在西歐形成。

18世紀末，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等學說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為「黃禍」論火上加油的作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亞總督拉斐爾斯（编註：可能是莱佛士另譯）危言聳聽地叫嚷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則意味著西方在東南亞的排華實際是「黃禍」論的延伸（编著：細節待查）。…

這些重要的理論創造均旨在闡釋中國歷史的統一性，在話語創新方面有很大的貢獻。作為上述思路的接續，本文嘗試以普遍政治秩序與區域發展的互動關係為視角，建構以中國整體歷史為語境的東北史敘事。所謂普遍政治秩序是指在理論上囊括一切區域與民族的政治秩序。傳統中國的普遍政治秩序是將不同區域劃分為京師、王畿、郡縣、屬國、藩部、敵國等模塊，各區域、各民族皆被納入其中並獲得相應的位置。它發端於商周「內外服」制度，後經公羊學家闡發形成京師—諸夏—夷狄的模塊化結構。這種模塊化區分表達的是差異化的政治關係。模塊之內則有具體的權責規範，普遍政治秩序作用於具體地域勢必會促成其變化。區域發展至一定程度便會出現政治形態的轉變，表現在政治秩序中，則是所屬模塊的變更。…

在與北宋的國交中，遼之國書以南北朝稱呼彼此。不僅如此，遼朝還試圖與北宋爭奪正統，自稱在德運上繼承後晉為水德，著力宣傳得自後晉之傳國璽的政治意義。遼興宗曾於重熙七年（1038）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金朝前期承接遼朝法統，沿襲遼代制度，並兩度編撰《遼史》。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裁定以土德為金之德運，意在接續北宋法統。此舉意味著金朝的正朔意識由東北王朝立場轉向了中原王朝立場。元朝修史時，脫脫主張遼、金、宋各為正統，表明元朝意在超越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的對立，實現大一統。清朝亦將正統性建立在對秦代以來中原王朝之大一統與元朝囊括塞外之大一統的雙重接續上。



遼、金、元、清的王朝化歷程表明，東北地區的政治形態由中原王朝的屬國發展成與之匹敵乃至取而代之的正統王朝，但其所遵循的卻是同一種政治模式。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對於政治秩序的競爭，反映的正是它們對中原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

開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下詔斥責高句麗擾邊，次年派遣大軍討伐，高句麗王遣使稱臣謝罪，隋朝罷兵。大業十年（614年）高句麗再次以請降的方式化解了軍事危機。對於隋朝而言，即便是形式上的朝貢也意味著將東北納入政治體系之中，故其軍事行動多因高句麗朝貢而終結。但實際上朝貢只是高句麗應對隋朝軍事壓力的策略，一旦壓力消解便會故態復萌。重復而無效的軍事行動耗盡了隋朝的政治資源，終致王朝崩潰。…

秦漢在東北建構郡縣體制的同時，東北諸族亦進入構建政權的階段。二者並非平行，而是具有因果關係。郡縣體制在傳播中華文明的同時，也培育出吸收中華文明因素的邊疆政治體。

首先，對於覬覦地域霸權的高句麗而言，郡縣體制為其提供了建構政權的制度樣板。高句麗為東北古族，曾隸屬於中原王朝的郡縣。西晉崩潰後，高句麗西進中原之路先後被鮮卑慕容部、拓跋部所阻隔，因而全力向南發展，攻占晉朝的樂浪郡、帶方郡，控制朝鮮半島北部。《三國志·東夷傳》記述了高句麗對東沃沮等屬國的統治方式：

（東沃沮）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如奴仆。…

可以看到，在以上這些歷史敘述中，東北區域歷史的中國史性質被不斷弱化，東北歷史似乎越來越不像是中國東北的歷史。如果追溯這些敘事背後的理論基礎，便會發現內亞史觀、東亞海域史觀與當下盛行的全球史觀有著諸多呼應之處，它們皆以超越民族與國別的邊界為敘述旨趣。韓國學者提出的「第三歷史共同體」論雖在形式上試圖解決國別史之間的敘事衝突，但仍以民族國家為基本論述單元。這些論述盡管提示我們需要超出地域史觀，觀察區域之間的聯系，但中國歷史的統一性與主體性卻並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在這些敘事中，民族、地域之間的差異性被放大，不同的民族與地域被視作不同的構件，被組織到各種話語之中，無論將東北納入內亞範疇還是東亞海域範疇皆是如此。在這一學術背景下，重述東北史的關鍵就在於重建中國史的敘事模式。

戰國秦漢的郡縣體制與東北地區民族政權的建構…

海外中國學對傳統中國史敘事的挑戰：以東北區域史為例

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論的視域中，東北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區域。中國歷史的重要脈絡之一是遊牧族群與農耕族群之間的抗衡與協作關係。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族群，無不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這些族群中，有相當部分發源於東北，其中契丹、女真、滿族更是直接以廣義的東北地區為龍興之地，分別建立了強大的遼、金、清王朝。因而東北古代史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東北民族史相重疊的。另一方面，與西北、西南等地相比，東北現今已不再是民族問題突出的地區，地方社會的邊疆性也在減弱，這是東北區域歷史與中國整體歷史漸趨同步、共振發展的結果。若從政治史的視角觀察，隨著遼、金以來北京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東北地區的政治地位接近於「王畿」，並且由於鄰近朝鮮、日本的地緣位置，其歷史又與東亞國際史相關聯。…

各族學生在打馬庚中華公學藏修息遊，切磋琢磨，相處融洽，關係極佳。所以，打馬庚 中華公學不但教育華族子弟，也為其他民族兒童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1980年代，當我 在打馬庚政府中學任職時，就經常碰到以華語和我交談的馬來族領袖。

打馬庚中華公學在全盛時期有學生六、七十名，教師兩位。此時砂拉越已成為英國殖民 地，教師、課程和教材都本地化，早期中國化的教育時代正式結束。

1960年代，打馬庚中華公學由盛而衰。由於當地開辦了英文學校，部份學生轉往該校就…

五、打馬庚鎮的發展

砂隆河流域人口日繁之後，砂隆縣乃以砂隆河劃分為下砂隆縣與上砂隆縣。下砂隆縣的 縣政府設在砂隆河河口的實文然鎮（Simunjan）；而上砂隆縣的縣政府在1920年代設於 打馬庚鎮。縣政府公署建於加央河灣的一座山丘上。公署有行政官，設有警察署、監獄 、郵局、財政部等行政機構。到了1930年代，西連鎮興起，縣政府由打馬庚遷往西連。 不過，打馬庚的縣公署仍然保有原來的機構，繼續操作，直到1980年代以後。

羅馬天主教會於1927年開始在打馬庚傳教，1928年在打馬庚設立聖德麗莎學校。縣政府 遷往西連以後，該校也於1935年遷往該處。…

四、打馬庚鎮的建立

十九世紀中葉由西婆羅洲移居到砂拉越的客家礦工，其中一批是經打必祿而來到打馬庚 。後來，一部份客家人又沿河而下，遷往西連等地。所以，客家人在上砂隆河（Upper Sadong）地區的發展，最早是在打必祿，其次是在打馬庚，然後才是西連及其附近地方 。

打馬庚地方，重巒疊嶂，河道縱橫，土質膏腴。蘇夫河由打必祿流向東北，與西南流向 的拉布河在打馬庚鎮匯流後，稱為加央河，再與另一條向北流的格都河匯合，稱為砂隆 河，流向東北，注入南中國海。它是砂拉越的重要河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