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修訂後的公開本，人們不難發現這三個例子的變化：1)每一幅總圖本身都根據同一標準年代編繪，以顯示該年的實際形勢。一個時期可由不止一幅總圖反映前後變化，但同一幅圖嚴格按同一年代繪成。2)對確實以長城為邊界的時期或地段即按實際畫出，對中原王朝與邊疆政權之間、漢族政權與非漢族政權之間的界線也完全根據歷史事實。3)臺灣島始終用與鄰國不同、而與中國一致的較深色，但從秦至明均不與大陸同色，至清代設府後才與大陸用同一顏色。

這些改變似乎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並不十分複雜；但實際上卻牽涉到一系列的問題。以臺灣島為例，人們已經習慣於強調它“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對《圖集》內部本的畫法習以為常，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卻沒有很好地考慮，“自古”究竟應該從什麽時候算起，“中國”又是一個什麽概念。相反，對任何即使是很正確的修正或改變都懷著恐懼，唯恐有悖於“愛國主義”，或者會引出什麽“政治問題”。對十年“文革”記憶猶新的人更是心有余悸，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實，有關臺灣島的歷史事實是很清楚的。一方面，臺灣和大陸之間的人員來往、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很早就已開始。另一方面，臺灣一直是由當地的民族自治的，直到明朝後期才由大陸的“海盜”建立自己的政權，直到十七世紀後期清朝才在臺灣島的西部設置隸屬於福建省的臺灣府，以後才將行政區逐步擴展至全島。臺灣當地的民族(我們稱之為高山族)開發並治理了這個島嶼，而這個民族以後加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她的歷史當然是中國的歷史，這個島嶼當然就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在臺灣歸屬於清朝之前，沒有任何外國擁有過它的主權，一度占有臺灣部分土地的外國侵略者已被中國人民趕走。只要如實地反映這一段歷史，就能證明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同時也說明了臺灣人民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反之如果一定要歸屬於漢族的或中原的政權才算屬於中國，那豈不是將漢族或中原當作中國的唯一代表了嗎？

《圖集》的實事求是精神還體現在對一些學術界有不同意見的問題如何處理上。例如對秦朝象郡的位置所在已經爭論了幾十年，或以為大致在今中國廣西境內，或以為在今越南境內；主編譚其驤贊成前者，《圖集》就將秦象郡畫在廣西。一些人誤以辦這是受到當時中國和越南友好關系的影響，所以在越南挑起兩國紛爭以後就提出應該改用另一說，將象郡畫到越南去。譚先生卻認為：學術觀點不應受現實因素左右；既然廣西說比較合理，目前又沒有新的證據可以推翻此說，就不應改動。

當然，《圖集》在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也不是無懈可擊的。例如某些地段的邊界的畫法並不一定有確切的史料根據，將歷代的羈糜州縣一概畫為王朝的政區並不符合實際，某些建置與標準年代不一致。但這些大多並不是編者主觀的努力所能改變，象羈糜州縣就非常複雜，其中一部分與正式政區的確並沒有什麽差異，另一部分則只是名義上的歸屬，但限於現有史料，要一一區分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些理論問題也有待解決，象內地一些由當地民族自治的小區域，有的只是接受了漢族政權的名義，有的連名義也沒有，它們究竟屬於什麽類型的政權，與周圍政權的關系如何等等。如果這些研究有所進展，《圖集》就能有所改進。

歷代的疆域、政區和民族分布都是經常發生變化的，很少有歷久不變的。所以文獻記載一般只是著重記錄了某一年代或時期的狀況，很難反映變化的全過程。從《漢書·地理志》開始，全國性的總志或一朝的專志大多有一個斷限，即以某一年或某幾年的建置為準。但是實際上，由於原始資料殘缺不全、作者判斷失當等原因，這種斷限往往並不嚴格，有時只是幾個不同年代建置的混合物。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從漢代開始各冊都是按各史的《地理志》(或《補志》)繪制的，因而也存在這一缺點。

疆域政區的變化也沒有引起學者的重視。如果說對不同朝代或政權之間的變化還比較注意的話，那末對同一朝代或政權間不同年代的變化就太不重視了，甚至一些專門家也未能例外。講秦郡，會拘泥於《史記》所載三十六郡的初制。講漢郡，又好象二百年間都是《漢書·地理志》列出的名目。講唐朝的疆域，不僅會將不同年代所轄有的最大范圍並在一起，而且根本不提存在了多長時間。至於在運用歷史疆域、政區、民族、地名資料時張冠李戴、同地異名、異地同名以及前後混淆，那就更普遍了。

正因為如此，《圖集》實行嚴格的斷限，每一圖組確定了標準年代，規定“各時期盡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權疆界和政區建制畫出，至少在同一政權的直轄區域內不容許出現不同年代的建制”。特別是經過修訂後，糾正了總圖中不按相同年代拼湊的錯誤後，《圖集》的總圖和分幅圖所顯示的形勢和建置都是嚴格按照歷史上某一年代復原的。就科學性而言，《圖集》的確超過了以往的同類地圖或地圖集。由於現存的《地理志》或補志都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在編繪過程中編者耗費了很大精力，一一考訂各個政區單位建置的起。訖對若干並不符合標準年代的建置卻又無法復原的單位，也盡量作了說明，如第二冊西漢冀州刺史部圖下注：據錢大昕《侯國考》，南曲……七縣元始二年時不應屬廣平國，樂鄉……六縣元始二年時不屬信都國。但元始時屬何郡無可考，姑仍按《漢書·地理志》畫出。
但是這樣的辦法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歷史上疆域的盈縮、政區的變革、治所的遷移、地名的改易是隨時在發生的。每一圖組少則數十年，多則二三百年，只有一個年代的分幅圖。因而如果不是在那一年發生的變化或存在的單位、地名，就不可能在圖上找到，必然令不少讀者失望。疆域政區上一些重大事件，由於發生在標準年代之外，就不大可能反映在圖上。特別是發生在上一個標準年代之後而又消失在下一個標準年代之前的變化，在圖上就會毫無蹤跡可尋。例如明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年)在今越南置交趾布政使司，下轄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至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年)撤銷。但由於此事介於上一個標準年代(元至順元年，一三三〇年)與下一個標準年代(明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之間，所以不可能見於圖集。

一個更大的矛盾是：由於史料方面的原因，《圖集》一般只能選與正史《地理志》或補志所取的年份作為標準年代。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年份就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難反映出該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響。而且《地理志》所載往往是一個朝代的極盛疆域，選擇這些年代編成的疆域政區圖必然會給多數讀者造成一個始終強盛廣大的錯覺，不了解歷史上同樣存在過的另一面。以東漢為例，《圖集》為與《續漢書·郡國志》的斷限一致，以永和五年(一四〇年)為標準年代。從總圖上看，東漢的疆域與西漢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相似。但實際上，就在當年西北就發生戰亂，西河、上郡、朔方三郡治內遷；次年，安定、北地二郡又內遷；東漢設在西域的長史府也時斷時續，遠不如初期那樣穩固。再以唐代為例，盡管總圖已增加至三幅(總章二年，六六九年；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年；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年)，大致顯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變化；但分幅圖基本是以唐朝極盛時的開元二十九年為標準年代的，因而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後這一百五十余年間的政區變革就得不到反映。

當然，要用靜態的平面地圖完整地反映疆域政區的動態發展變化是不可能的，只能選取若干有代表性的片斷。但在堅持標準年代的原則的同時，還是可以采取些適當的辦法，以彌補靜態的不足，減少編繪的可能性與使用需要之間的矛盾。

辦法之一是再增加些總圖，如西漢前期、東漢後期、元前期(蒙古)、清前期等。有的只須畫出變動最大的部分，不一定包括全境。二是增加些插圖，如西漢初的諸侯國、明初的交趾布政使司等。三是增加必要的分幅圖組，如恢復在“文革”中被無理刪去的唐大中時期(八四七——八五九年)圖組以及東晉十六國、南朝宋齊梁、北朝東西魏北齊北周、五代十國等的詳圖。四是增加說明政區分合置廢、治所遷移、地名改變等內容的表格或說明，並將其中不見於圖的地名同樣編入索引。在不影響圖面主體的情況下，也可將部分內容補入圖中。以上辦法中一二兩項，《圖集》修訂時已經采用；第三項是礙於條件未能實行；第四項似不難辦到；所以《圖集》的進一步完善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愛思想網站2017-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