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自耶婆提國(在今爪哇或蘇門答臘島)，“東北行趣廣州”，漂至長廣郡，亦當經中國南海。商人們知道，自耶婆提國至廣州，“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說明這種商船經常往來於兩地之間。《高僧傳》卷3記載，求那跋摩先至阇婆國，又從阇婆至廣州，其航行亦在此線上。從拘那羅陀西還的行程還可以知道，他從梁安發船，並不是傍岸行船，因為那樣必然經過廣州。他是從南海被大風吹到廣州，說明他本來的航線並不經過廣州，而應該是離開海岸西南去往扶南，當年他是從扶南來廣州。

1957年，廣東省博物館考古隊在西沙群島的考察中，在北礁地帶發掘出六朝時代的六月罐和陶環等物，為這一古航線提供了實物證據，說明當時這里已經成為商舶經行之處。這條航線的開辟比之兩漢時商舶傍岸航行，大大縮短了航程。當自廣州為起點橫渡中國南海，穿越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的航線開通以後，又避免了“海—陸—海”的中途倒運，雖然航程相當漫長，但運輸卻便利多了。從而促進了中西間海上交通的發展。這樣經行奧高、典遜、句稚的運輸線便越來越失去重要性。奧高遺址發現3至6世紀的遺物較少，當與此有關。

應該指出，從中國至馬來半島南部歌營(或作加營)有一條陸路經行，這雖與本文談海上交通無關，但因為一直以來，人們誤認為從歌營北來是通過海路，所以需要略加辨析。《洛陽伽藍記》卷4記載：

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強大……從扶南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13〕

孫典國即典遜國。韓振華先生以為歌營國即今印度東南海岸的珠利耶(Colya)。他說：“由句稚南(西南)行一月至歌營，或由歌營北(東北)行一月至句稚，這是二地之間橫渡印度洋孟加灣所需的時日”，〔14〕這是一種誤解。首先，句稚與印度珠利耶在方位上為東西，不當以“東北—西南”強解為南北。其次，菩提跋陀明言自歌營“北行”一月餘日至句稚，這與魏晉南北朝文獻上稱通過海路曰“船行”或“水行”不同，顯指陸行。按法顯《佛國記》所說，自師子國至耶婆提國大約需十四五日，那麼一月餘日也不是“二地之間橫渡印度洋孟加灣所需的時日”。從方位和經行時日上考慮，菩提跋陀所自出發的歌營當在今馬來半島南部無疑。《神丹經》卷下的記載則說明歌營與蒲羅中國鄰近。如上所述，諸薄在今加里曼丹島。如果加營在印度東南海岸，則其北之炎山不當云“扶南國之東”。炎山之南的加營只有放在馬來半島南部，才好解釋諸國之方位。但是應該說明的是這條陸路乃佛教之路，而不是商道。僧人杖錫遠行可通過此路，運載貨物則不如海行為便。《南洲異物誌》和《神丹經》卷下亦云：”歌營國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國。”但《南洲異物誌》又云：“斯調，海中洲名也，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因為斯調即師子國，即今之斯里蘭卡，從其方位考慮，則歌營當在斯調西北之印度東南海岸。這有兩種可能，一是萬震無域外經行的經驗，他著《南洲異物誌》，內容得之傳聞，方位上的淆亂和距離上的模糊不可避免；二是行文中可能有誤字，即“東南”為“西南”之誤。總之，萬震的說法比之菩提拔陀的自述，當以後者為可靠。當穿過馬六甲海峽西航至斯調或天竺的航路開通後，月支人則利用了這條航線進行貿易活動。《太平禦覽》卷359引康泰《吳時外國傳》云：“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國王悉為售之，若攔路失羈絆，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價。”《三至六世紀中西間海上交通盛衰》中曾提到，交趾太守士燮之弟士武向孫權“時貢馬凡數百匹”，可能是來自西域的馬，那麼歌營可能是月支馬傳入孫吳的一個中轉站。天竺國王也曾以月氏馬贈送扶南王，〔15〕則月氏馬傳至天竺，復由天竺傳至扶南或歌營，復由馬來半島傳至中國南方的路線就清楚了

〔13〕〔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6頁。

〔14〕韓振華：《魏晉南北朝時朗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研究》，見《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頁。

〔15〕據《梁書》卷54《諸夷傳》“中天竺”條，扶南王遣人使中天竺，天竺王“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扶南王范)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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