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可以研究自己嗎？

人類學家以自身作為研究對象有學術價值嗎？以自我為主角的民族誌合理嗎？如何維持客觀、判斷真實性、證明可信度？微觀角度下呈現的研究發現，和其他人有何關係？是否具足夠公共性而能論證其存在意義？這些提問背後有著對於學術研究過程與成果之想像與預設。例如，認為有機會、且應該完全客觀中立、全然不受個人價值觀影響。又如，認定「他者」或包含自我、但尺度大於個體的單位—「文化」、「社會」、「社群」等—才能啟發有學術意義的討論。

本文目的並非就上述提問給出決斷答案，而是談談個人／個別群體觀點之「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為將討論具體化，聚焦「自我民族誌」、「俗民紀錄片」。兩個概念皆是回應被研究者「主體性」（subjectivity）之反思，也共同面對「再現」（representation）產生的問題，此為並列兩者之基礎。但關於主體性、再現議題現已累積豐富文獻，此文不再重覆。

Jones, Stacy Homan; Adams, Tony E.; Ellis, Carolyn (編) 2013.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

1980年代前，學術研究對象被認定只能是外在客體，「自我」不能作為研究核心。此想法直至後現代思潮、反思文化概念與文化書寫形式運動興起才被鬆動，開始意識到，對於「事實」的「客觀」描述，難免受再現情境、工具影響，因此權威而必定為真的論述只能是幻想、誤會。不只作者具能動性與主體性，文本、讀者也可能作為染劑或調味料，使得作者、文本、讀者三者互動生產出多元、難以預測的結果。文本（民族誌或廣義的研究成果）從生產到接收過程中，滿載主觀詮釋與意圖，訴說的不是「真相」，而是作者、讀者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活著的故事。

進入二十一世紀，關於「自我民族誌」（或稱「自傳式民族誌」）之探討越來越多。Ellis、Adams、Bochner（2011）將其定義為：透過描述個人經驗，經系統性分析後，理解當事者文化經驗，如此不只呈現研究成果，也表述民族誌生產過程。自傳式民族誌與由他人書寫的民族誌，同樣皆透過觀察、分析、理解、詮釋、再現而生產。相較於他人執筆，自我民族誌得以獲得近身、第一手、細節豐滿的資訊，或許能提供更細膩、深入之描述與分析。然而，自我民族誌並非容易書寫的文體，其不只關乎吾人如何認知世界，更關乎如何存在—如何以覺察、反思、有七情六慾的姿態活著（Carolyn Ellis（2013），收錄於Ortiz-Vilarelle（2021）之評述）。意即，要寫出自我民族誌，除了認知表層生活樣態，例如每日行程，更需體察自身如何思考、感受、行動。多位學者因此進一步闡釋（Ellis & Bochner 2006；Méndez 2013），此取徑得以透過述說個人生命經驗，增加同理、共情、體驗他人經驗之能力。　　

然而，上述優點卻也為自我民族誌招來批評：它如何能為他人接受，而不只是「自我耽溺、自我滿足、自戀的、過於內省與個體化、有可能基於虛構而非現實卻無法求證」的幻想（例如Méndez（2013）文章中引用Atkinson（1997）、 Coffey（1999）、Walford （2004）等學者之批判）？首先，民族誌內容為作者第一人稱生命經驗，審查人、讀者等皆無從驗證。再者，如此獲取的資料恐怕只與自身有關，而與整個文化脫節（可參閱Méndez 2013）。但Méndez（ibid.）也提及，Bochner 與 Ellis（1996）其實已處理了此問題，他們認為，若吾人相信文化對所有個體皆有影響，那麼自我民族誌描寫之個體亦不能自外於此。若是如此，「個體」與「群體」／「社會」／「文化」之界線不再清晰絕對，個體甚至是群體之縮影，得以見微知著，也提供比較基礎。由此，僅屬於個人或微小尺度之田野資料便有了公共性、普遍性。紀錄片工作面臨類似提問，且情況更具體、生動，以下援引紀錄片實例，尋找進一步解方。

Ellis, Carolyn; Bochner, Arthur P.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俗民紀錄片（folkloric film）

（原題：自我民族誌與俗民紀錄片——除了「再現」、「主體性」之外；原載：202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