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北宋的國交中，遼之國書以南北朝稱呼彼此。不僅如此，遼朝還試圖與北宋爭奪正統，自稱在德運上繼承後晉為水德，著力宣傳得自後晉之傳國璽的政治意義。遼興宗曾於重熙七年（1038）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金朝前期承接遼朝法統，沿襲遼代制度，並兩度編撰《遼史》。泰和二年（1202）金章宗裁定以土德為金之德運，意在接續北宋法統。此舉意味著金朝的正朔意識由東北王朝立場轉向了中原王朝立場。元朝修史時，脫脫主張遼、金、宋各為正統，表明元朝意在超越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的對立，實現大一統。清朝亦將正統性建立在對秦代以來中原王朝之大一統與元朝囊括塞外之大一統的雙重接續上。

遼、金、元、清的王朝化歷程表明，東北地區的政治形態由中原王朝的屬國發展成與之匹敵乃至取而代之的正統王朝，但其所遵循的卻是同一種政治模式。東北王朝與中原王朝對於政治秩序的競爭，反映的正是它們對中原傳統政治模式的認同。

在普遍秩序與區域歷史互動中關注中國歷史的統一性

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長期存續是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基礎，但在近代民族國家史觀、帝國史觀、全球史觀等敘事中，傳統中國的統一性、整體性卻遭到了質疑。在這些敘事中，中國內部的差異性遠比統一性更受關注，多民族、各地域間的天然分野，在話語層面被賦予了遠遠超出原生語境的意義。民族與地域被視作建構歷史敘事的有效資源，如構件一般被各種敘事加以選擇和重組。傳統中國不僅不再具有話語主體資格，甚至難以作為一個整體的言說對象而存在。因此，多民族統一國家論的再建構，首先需要澄清中國歷史的統一性問題。

具體而言，當前中國學者重建中國史敘事模式有如下幾種途徑。第一種是采取全集與子集關係的思維，將差異性視作全集之內子集間的關係。如汪暉先生提出跨社會的體系與跨體系的社會，葛兆光先生提出中國歷史脈絡的復合性，均是在處理「一與多」的問題。第二種是普遍性思維，如孫歌先生認為亞洲存在著共通的原理。第三種是闡述中國歷史的先驗性，如趙汀陽先生以「天下」「山水」為空間、時間尺度，以「漁樵」為論古方式，呈現了中國歷史存在的整體性。第四種是結構性思維，如張志強先生由政教關係闡述中國歷史的構造性。第五種是模式化思維，即將中央與地方關係化約為確定的函數關係，區域發展或民族崛起只是在同一政治秩序中的位置移動，並不改變秩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