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此部紀錄片之評論，多篇指出，美中不足的是，因攝影機終究只掌握於少數人手中，作品多大程度呈現出「真實」，並顧及群體內部異質性，仍有辯論空間。評論者指出，當地人熟悉並活用媒體科技、技術後，透過自身視角對現況、文化、社會組織創作出一套視覺再現形式；這套形式再由具動機與社會資本、科技能力的創作者傳播、強化、清晰化、再形塑。過程中，特定創作者有機會透過製播媒體來展示其個人認知的部落生活與文化，影像作品或許摒除了外部觀點可能隱含的偏見與曲解，但是否呈現「完整」、「具代表性」之在地觀點，是面面俱到或一家之言，卻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回到上述紀錄片案例，掌鏡者不僅扮演攝影角色，同時具導演、編劇、製片身分，正好整合了Kayapo社會成為領袖的要件：有名望，並能透過政治、媒體、文化交流與西方社會連結。因此，出乎意料地，有政治抱負的年輕人紛紛爭取掌鏡者角色，許多有望擔當部落頭人者成為領導人前，都曾擔任掌鏡者。

The Kayapo: Out of the Forest影片畫面。來源：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影像資料庫（RAI Film） https://raifilm.org.uk/films/the-kayapo-out-of-the-forest/.

個體的「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

影像反映出的故事遠多於畫面呈現：內容如何被創作者篩選、剪接、翻譯、詮釋？什麼細節被突顯？什麼細節被壓抑？什麼樣的敘事手法穿插其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間坐落於何種關係脈絡？掌鏡者如何經由畫面編排與閱聽人對話？一切看似具有公共性與普遍性，但仍難脫主觀視角。觀看「俗民紀錄片」時，若僅著眼其記錄的物質表現、動作、流程、知識、文化體系，其實假定了創作者的缺席，未考量其身分、背景、意圖。如是假定，似乎從根本上違反了反思誰掌鏡、誰敘事的初衷。

Kayapo族人親自參與攝影工作有幾項深意：對內傳承部落歷史，對外宣揚部落文化；更是訴求社會改革的揚聲器，爭取在主流社會、國家結構中的地位。即便可能被質疑「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卻不減「俗民紀錄片」作為批判專業霸權、菁英主義、殖民遺緒的典範之一，此行動本身就有意義，且因其獨特視角而揭示的內容，重要性或許高於「公共性」、「普遍性」、「可信度」層次。但不可諱言，上述意義或重要性，必須建立在創作者、閱聽人、評論人多方皆對於影像作品採取後設思考批判、而非全盤接收的前提之上。

（原題：自我民族誌與俗民紀錄片——除了「再現」、「主體性」之外；原載：2022-12-12）